于孙中山侵吞同盟会资金的流言四起，他和东京总部负责人宋教仁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到1908年，各地组织自行其是，同盟会名存实亡。

    秘密会社

    尽管众人都批评孙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黄兴和湖南分遣队也发现，要在中部省份取得进展并不容易。重大起义虽都发生在1904年至1906年间，革命者们还是很难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持联盟。事实上，他们与私盐贩子和强盗们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满。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辞之类相对简单的事，也会让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同盟会成员希望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号下战斗，秘密会社的首领们却往往瞧不起这种陌生且西化的概念。他们的追随者们更喜欢“复明”或“将有新皇得天命”的说法。这种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密会社在政治上的无知，但也反映出他们的排外主义。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传教士暴动后，民众的排外情绪继续在华中地区蔓延。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秘密会社在排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关于农民对俄国占领满洲反应的情报，每一条都被通商口岸的领事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国民众，无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对其祖国的威胁。有些民众的恐惧情绪以天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比如：中国北方义和团，就宣扬一些黑暗又荒谬的预言。不过，这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20世纪40年代日本入侵时农民们拥有的那种完全觉醒的民族认同感，但至少也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意识到了个人存亡要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份界限也开始扩大。一个农民不再仅仅是三门村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汉族人民的一员。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知识分子的反帝主义是一致的。然而，排外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会社的领袖们难以接受革命者们的共和主义的原因。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和工人们都是由衷的本土主义者，所以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者，却无法成为革命党人。和周围的民众一样，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绅们创建新学校c修筑铁路等行为也让他们困惑和不安。农民们对这些陌生事业的憎恶心理，是可以找到经济根源的。军事官员和改革派士绅为了资助新军c修建现代学校，会通过征收过境税和商业税来提高额外收入。对在集市销售自家产品的农民们来说，该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广东珠江三角洲之类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农民们很快便意识到地方现代化事业让他们负担更重。下层阶级已经将铁路和轮船公司视为古怪的西方舶来品，因此开始把他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怪到改革派士绅和地方官员头上。与此同时，感觉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绅兴办事业排挤的老派乡村士绅，开始鼓励农民在如新学校c商会和现代公司等西式机构中，通过罢工以示抗议。1909年至1910年间，严重的米荒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为求生而进行的抗争。华中爆发数场大规模叛乱。改革派士绅们认为，这些反动暴乱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前乡村经理人——文化保守的下层士绅之间的联系，也让他们的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改革派士绅们将由此更依赖军阀。

    革命者们也被这种普遍的反现代主义困扰。他们发现，因为当局改良后的通信工具和军事力量让秘密会社的领袖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秘密会社开始愿意冒公开反叛的危险。例如，1904年，湖南秘密会社首领马福益加入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省会的铁路线会将新军带入他的管辖范围，摧毁他的王国。当时，华兴会非常欢迎这种民众支持，鼓励秘密会社加入起义。然而，起义很快被当地政府镇压，马福益被杀。但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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