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不稳定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决心到亚洲其他集散口岸寻求交易中国丝绸和瓷器的机会。然而，这些东西在越南的东京湾售价极其昂贵，让英国人失望不已。于是，他们转向台湾，为“国姓爷”的后人提供补给和武器，以期这些海盗能在收复福建沿海后，给予他们贸易特权。然而，英国人押错了宝，1683年清朝海军收复台湾后，他们也被一并拒之门外。然而，1685年，他们又欣喜地得知康熙批准了海外贸易。从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港口停留。107

    多埠贸易

    1685至1760年的多埠贸易期间，因为英国本土有个奢侈品市场，所以英国人主要购买丝绸c瓷器和药材等高成本的商品。他们试图用英国羊毛来支付上述物品，但中国人几乎都不需要毛织品，即便北京寒冷的冬季，他们也更青睐丝棉制品。结果，英国贸易便主要以印度进口商品和海峡土产为主，主要支付手段为银币。

    从理论上来讲，多埠贸易让英国买家在讲价中占据了优势。如果中国商人在一个港口提价，那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转向其他港口。然而，因为中国商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事先囤积大量货物，而英国人都被限制在转口港，所以这一优势其实也不太明显。此外，中国几个主要的港口也被竭力抬高价格的寡头垄断。英国人将这些掮客称为“国王的商人”，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从康熙的某个儿子手中购买专卖凭证的投机商。这些“国王的商人”回到宁波或厦门后，就用自己的凭证恐吓海关官员，逼对方承认他们的垄断权。然而，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皇室许可证上，结果要么缺乏资金置办货物，要么就定出高得离谱的单价，以期尽快收回原始投资。

    18世纪早期，“国王的商人”便已出现。所有城市中，只有广东抵制这些垄断者。因为广东的海关监督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能够忽视皇子的授权。而且，这里颇具规模的公行（对外贸易行会）也有足够的资金，独自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因此，即便英国人拥有多埠贸易权，他们光顾福建或浙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反而全都聚集到了广东。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方，一系列当时被称为“广州贸易体系”的特殊贸易关系和法规，也开始逐渐成形。

    广州贸易体系

    载重费和货物税是固定的，由公行商人负责征收。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广东公行对外贸易也实行国家专营之权。不过，公行缺乏伦敦商业探险公司的企业实力和法律保障，所以公行的设置主要旨在确保关税，以满足其成员的经济利益。1736年后，公会的每位成员都被迫成了政府的保商。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要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108若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广东人出现纷争时，外国人趁势而逃，负责那条船的保商就得接受官府的讯问。很快，这一公共安全政策便成了海关监督压榨公行成员钱财的手段之一。一有外国人违法乱纪，倒霉的保商就会接到海关监督的传讯，并缴纳或许会高达二十万两白银的罚款。申报破产后，中国商人虽能向英国人求助，但东印度公司若拒绝帮助，该商人就只能求助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通常不是印度祅教徒，就是利息收得奇高的苏格兰放债者。因此，公行的成员总要面临很多风险，有些商人甚至还尝试退出公行。海关监督拒绝他们退出，结果申报破产的人就越来越多。

    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越来越关注这些进展。他们反抗海关监督的唯一做法，便是向广东巡抚或两广总督请愿，希望他能插手此事。然而，到18世纪40年代，皇帝却禁止地方督抚干预海关监督，处理涉外事务。如果一个极其贪婪的内务府官员被任命为广州海关的总税务司，东印度公司就将求告无门。109绝望中，英国人尝试着转回多埠贸易，但别处的商人资金短缺，而且宁波和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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