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港口官员甚至比海关监督还贪得无厌。看起来，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们能求援的对象，似乎只剩最后一个了。不懂海关监督在内务府地位的英国人决定，直接向乾隆皇帝本人发出请愿。受中国“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洪任辉的翻译于1759年乘船到天津，在那里用中文写了一份声泪俱下的请愿书，交官员呈往北京。

    收到洪任辉的请愿书后，乾隆被这种夷狄的莽撞无礼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文言文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对此，满洲人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因此，他们一直都禁止外国人学习文言文。此外，直奏皇帝也是高级官员小心看护的一项特权。未得到皇帝允许的请愿，只能证明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维持上层人士和下层平民之间适当关系的必要性。结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辉，处死他的中文塾师，审讯负责担保的公行商人，并将英国未来的所有贸易都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

    广州的限制

    1760年至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只在广州进行贸易，且遵循更固定的路线。来自英国或印度的大货船抵达此处时，那些在澳门过冬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便会回到广州。登陆期间，公司的商人会与所有其他的欧洲商人住在“十三行”——广州沿岸一片围起来的狭长区域，内有大量仓库c办公室和住房。每逢周日和假日，这些欧洲人可以获准做些短途旅行，但其他时候，就只能待在西南的这片城墙内。

    一些英国人对广州贸易体系如此恼怒，这种苛刻的人身限制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其他代理人也对该体制极为不满。一方面，清廷的宏伟大气凸显了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公司的代理人们见到的中土之国，却只能来自嘈杂肮脏，必须与腐败官员和谄媚商人打交道的广州沿岸。身处十三行内的他们看到的中国，不过是寺庙和歌伎而已。此外，这里的行政限制也同样令人窒息。洪任辉事件后，欧洲人不仅失去了向更高层申述的权利，甚至无法再直接与海关监督交涉。所有诉求都必须先措辞谦恭地写下来，再由公行呈交海关监督。然后，会有中国的中介机构传回上级的答复，措辞却往往让英国人愤懑不已。代理人们认为，冒着罹患热病和痛风的危险来到广州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他们每次要求降低关税，都会被称为“夷人”。而且，这种间接交流，往往意味着重要的诉求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回复。因此，马嘎尔尼才会于1793年被派往北京。东印度公司希望圣詹姆斯宫的特使能在北京得到一个申辩的机会，从而促进中英关系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马嘎尔尼使团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卑下夷人的偏见之举，极大地贬低了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同意行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京。该事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困境似乎已毫无解除的可能。而且，他们简直无力再承担装运与出港的费用。到19世纪早期，该公司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此时，要想让他们撤出广州贸易，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茶

    广州贸易体系为何越来越纷繁复杂，归根结底就一个字——茶。英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和中草药。极对英国人口味的茶叶恰好就属于中草药的一种。18世纪，茶逐渐成为一种全民饮品。最后，普通的伦敦工人都会拿出约5的家庭收入用来购买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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