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的影响，却依然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虽然可能并非是最重要的）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上层士绅不愿再放纵c维护和提升生员的利益，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之间的平衡才得以维系。在政界颇具影响力的上层士绅，常常以下层士绅的劣行为耻。因为，那些行为很容易危及他们在御前的地位。而且，即便下层士绅逃税32，迫使农民阶级因经济负担加重而叛乱，本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上层士绅也会逃税，但他们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危险更敏感，因此更有可能谴责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力挺官方纠正经济弊政的措施。再者，因为帝国的统一与上层士绅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

    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直到19世纪，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依然维系得很好。如果士绅挪用公款过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朝廷自身，就会剥夺士绅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皇帝谕令知县完全忽视士绅的利益，言官们便肯定会抗议朝廷的过度干预，并呼吁一种更宽松的行政政策。清朝的皇帝们的确在帝国行政中心主张（也的确得到了）更大的专制权力，但在政府外围不乏乡村士绅的18世纪，帝国也逐渐地故步自封。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当然，士绅有时也能掌握财政，拥有独立军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求自保的皇帝被迫谕令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不过，和以前一样，朝廷为避免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平乱之后便解散了那些军队。然而，19世纪，朝廷却丧失了这种能力。1839年后，遭遇内忧外患的皇帝发现，要收回暂时交给士绅阶层的军事权和治安权已比之前困难得多。在18世纪，要是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正式的官僚体系资源有限，所以持续增长的人口为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此外，下层士绅日益熟悉地方事务，俨然成了非正式的地方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上层士绅也发现，他们不熟悉的国内外敌人不仅成为其地位的新威胁，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地方政治架构，以掌握军事和税收。在这样的时候，最忠诚的士大夫即便遇到最贪赃枉法的生员，也会乐于与之结盟。

    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清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勉强应允上c下层士绅联手合作，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当时的人把这种现象比作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然而，军事封建主义并不是什么问题。这种联盟会造成很多后果：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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