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者生产粮食c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c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的挖土工c搬运工c赶牲者c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33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c制作丝织艺品c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c泥瓦匠c织工和陶工的管制，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像扬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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