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虽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却足以成为世家热衷培养族内官员的理由。如果一个富裕的宗族缺乏有前途的应考者，也许就会从邻里收养一个聪明的男孩，或把族内的女儿嫁给其他宗族的子嗣。有个研究24调查了帝制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十一个著名家族，发现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八代，大大超过两个世纪。最为显赫的望族则可以保持声望二十一代（五百五十年）不衰。苏州的范仲淹家族，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范仲淹于11世纪创建的基业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其家族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后主要的大地主之一。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期间，这些家族都必须要出高官。中国历史上，只有福建著名的莆田林氏在整个明朝不断出高官。然而，能造成声望转移的重大政治动荡发生之前，许多在京缺乏声望的著名家族仍可能仅仅为“士”。

    士绅的双重性反映了王朝晚期中国多阶层社会的复杂性。13世纪前，士绅和普通大众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到了明清时期，便无法再用之前那种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社会景象。早期儒家发现，用“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阶级并非难事，但一位16世纪的观察者，即便注意到官僚精英显著的社会地位，也会很快发现，以上述那种绝对形式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任何一个乡村，都至少包括与帝国最高政治阶层相关的京官c担任私塾老师或地方幕僚的下层士绅c缺乏官员却声望颇高的大家族c放高利贷者和市场掮客c富农c自耕农c成功的佃农和贫穷的农民。如果该村周围有一个大城市，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任何一种绝对划分精英和大众的方法，也会因此而受到挑战。异族通婚c官员流动c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一个贫农或许不可能突然跃升至社会顶层，但一个有野心c小有积蓄c不乏才子的农民家庭通过不断努力，却可以先积累更多土地，继而进入贸易和典当业，跻身下层士绅阶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代子孙手中，这个家庭甚至能进入管理帝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

    公用事业与个人利益

    历史学家们不仅强调士绅的双重性，也将士绅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道德性一分为二。在19世纪的西方观察者看来，士绅似乎往往是有序社会的中流砥柱，不仅以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引导着农民阶层向更高的道德标准迈进，还无私地推行慈善c管理公共事业，并在“位高则责重”的心理驱使下，承担起保护农民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在很多目睹了中国革命的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士绅阶层就是一个贪婪的c极具剥削性的阶层，那些说教般的特质似乎就是一层薄薄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不断以大众福利为代价，牟取私利的真相。

    此处的差别，或许就出现在儒家理想的公共事业与士绅的利己主义现状之间。毕竟，深受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士绅们都坚决主张：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是君子的责任。君子烂熟于胸的《论语》将君子比作风，民众比作草，风行草偃。到了帝制晚期，士绅不仅是道德典范，还要通过诸如调解地方争端c照顾穷人和热心慈善等具体方式，来为自己在地方志或族谱上赢得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名声。

    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士绅们的这些行为是备受尊敬的。因为朝廷清楚，若没有他们的这种非正式协助，要治理全国一千五百个县是极其困难的。19世纪，知县一般都得负责诉讼断案和税收，并管辖将近二十万人。清朝为避免官员培植己方势力或任人唯亲而实行的“本籍回避”政策，有时会导致官员因为不通方言，而根本无法与广大民众沟通。每位知县手下都有主簿或典吏，除此之外，知县还会聘请一位书办胥吏25c捕快衙役和税吏。早些时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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