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之类的士大夫强调宗族有向人们灌输儒家道德观c照顾穷人的社会责任。11世纪后，中国士绅阶层兴起便很符合上述观点。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的子弟c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成功接踵而至。宗族通过共有产业日益壮大，但也反过来为积累更多财富提供了理由和资源。在其成员看来，宗族应该竭尽所能，通过在科考中分担应考者的经济压力，来增加族中正式士绅的人数。最成功的家族是那些按能力为族人分派工作的家族。22一些族人依旧务农些经商，而好读书的子弟则被鼓励争取功名，以光耀门楣。

    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耀，随之而来的还有政府的饷银。尽管清朝官员任期很短23，但他还是能在任期内为自己和族人大赚一笔。常规俸禄很高（18世纪，一名总督的年俸为一万八千两，约合两万三千四百银圆），此外还有众多诸如漕规（比如占部分税收的粮食税）的规费收入和各色礼品。知县的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两。比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正式和非正式收入就更高了。每一年，清朝的总督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二十五万银圆。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回归长年来供养该官员求学的宗族金库。许多宗族都会自动评估族中官员的财富，规定其捐献的份额，并十分期待他们贡献更多，促进宗族繁荣。这些贡献通常还包括购买“义田”。而义田的租金，便成为宗族信托收入之一。例如，19世纪晚期，苏州地区便有将近两百万亩田（约三十万英亩）属于望族。但土地并非唯一的投资方式。富户约于18世纪初加大对典当业的投入，因此，到19世纪，对农村信贷的掌控成了士绅的主要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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