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c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

    地方声望：作为一个阶层的士绅

    功名并不能代表一切：“绅”并非决定地位的唯一要素。明清小说中老套的喜剧角色（在英国，这类角色通常是乡村牧师）往往都是衣衫褴褛的生员。勉强糊口的下层士绅经常被刻画成穷困潦倒的机会主义者，靠教授地方大户子弟“笔耕”过活。因此，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形象时，便立刻意识到：有功名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比某些世家或望族的地方名流低。的确，即便这些家族缺乏有功名者，他们也显然属于当世的地方士绅阶层。因此，人们对士绅的看法是片面的，往往只看到了“绅”的部分，即仅以帝国政府授予的功名来定义这个阶层。20那“士绅”中的“士”字，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周朝的经典著作中，“士”指为王效力的贵族，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是：接受官职的人。公元前六七世纪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因为孔子为“士”，所以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最终包括了“文人”——因教育而非出身成为贵族的人。清朝，“士”已被宽泛地用于描述未必是“绅”（有功名者）的地方精英领袖。知县的手册里将其定义为“四民之首”，并点出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21。作为“士”的士绅不仅是政府的产物，也因为基于财富c教育c权利和影响力的地方声望，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个定义是很极端的，与之前划分“有功名者”的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一来，士绅便不是一个有地位的群体，而是一个阶层，且其地位等同于在明朝拥有地产c在清朝深入城市房地产和高利贷行业的地主阶层。毕竟，除了富人阶层，有功名者还能出自哪里呢？要想通过科考，花费可不小，塾师的费用何其高！期待“求学立刻带来回报”无异于奢望，一般的农民家庭都无法为此付出“缺少一个劳动力”的代价。因此，财富和非正式的社会地位要先于获得功名。而若能获得功名，乃至出任一官半职，则能通过由此与官方建立起的联系和获得的政治影响力，长久维持家族的地位。

    因此，“士”的定义便从“获得功名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地位显赫的世家或大族。”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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