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并未大幅修改，便将之全盘继承了下来。考试基本分三个等级，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考中最低一级乡试者为“生员”16，即俗称的“秀才”。考中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会试，竞争“举人”。17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后，方有资格参加殿试。只有成功通过这一系列全国考试的人，才能被授予“进士”学衔。简明的对比见表2一1：

    表2一1考试基本等级

    19世纪，在中国的西方人常常把生员看作学士，把举人看作硕士，把进士看作博士。这样命名虽有助记忆，却并非完全贴切。

    最初，不论获得何种功名的人都可入仕，但到1850年，肯定能获得官职的，便只有进士了。18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尽管机会之门向生员们大开，实际上却只有位于顶端的少部分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每次乡试都有将近两百万童生参加，但只有三万人能顺利成为生员。这三万人中，仅一千五百人能通过会试成为举人。而这些举人中，只有三百人能获得最高的进士学衔。有志攀登这一阶梯的人十分清楚，他只有六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最低的学衔。令人沮丧的是，一旦成为生员，他通过会试的几率同样很低，仅为二十分之一。不过，如果他能符合举人的要求，便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不论在哪年参加考试，这两百万等在帝国乡试考场外的考生都知道，自己只有六千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一定能被授予官职的最高学衔。整个帝国，不论高低，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但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个。

    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19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c由忍饥挨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c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c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数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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