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的看家本事；他们在得到社会支持或经济奖励，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而撰写“民族”或本地历史时，尤其会施展这种手法。社会科学学者则会更卖力气地进行理论概括。而且，他们的理想类型和比较研究，以及他们的学科分工，也会使得他们更强调研究“对象’的特xìng和差异，而不是共xìng和相似，对于研究“主体”就更是如此了。在受到追问时，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实际上都会宣称，差异比共xìng和相似更重要，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前者而不是后者。否则他们就不能从事他们所钟爱的“比较”多种变量和因素的分析。

    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考察则包含着一个相反的理论意义：共xìng多至比真正的差异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了。许多所谓的差异——“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xìng的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否则，它们就像吉卜林的这个著名诗句一样，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个理论意义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乃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xìng互动造成的。这种分化不仅无助于而且有碍于理解某一地方的某种特点。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很遗憾，真实世界的这种情况使连续xìng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学价值（且不谈意识形态效用）大大地降低了。它也对按时间顺序和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局限于随意选择的分化出来的进程。所有这些多变量“因素”分析及其对某个因素的所谓“特征”的界定都侵犯了整体主义的科学法则，因此都偏离全球xìng真实世界。当然，如何把历史学对具体特征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学方法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真正的整体分析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很遗憾，几乎很少有人去尝试，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3）连续xìng，还是不连续xìng

    在强调历史“特征’节面，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是，现在或者最近的过去标志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起点。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最新的时髦说法是所谓的“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观念也假设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断裂。把这种断裂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1100年、1300年、1500年还是1600年，人们或许各执一词。但是，人们一致认为，由于“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根本xìng的变化。

    本书要说的是，历史的连续xìng远比任何不连续xìng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如果我们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采用一种更全球xìng的整体世界视野，哪怕是一种欧亚全局视野，那么不连续xìng就会被更大的连续xìng所取而代之。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我们用更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xìng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正如前几章所提示的，“西方的兴起”以及“东方的（重新）兴起”乃是这种全球历史的连续xìng的题中应有之义。

    流行的理论把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所谓西方的“特殊xìng”和“优越xìng”。这些所谓的原因又被归结为所谓西方为起飞而长期以来、甚至自中世纪就开始做的“准备”。这种归因于西方的说法找错了地点，把“具体的”延续和转变安错了地方。只要他们仅仅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而不是在整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