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文章也算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但这只是一小步，而且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即受制于伊斯兰意识形态。非洲中心论其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滨下武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1988）似乎也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乔杜里等人关于印度洋世界经济的论述、里德关于东南亚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这些可喜的进展也都极其有限，因为它们的视野极其有限。这些拼块乃是整幅画面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它们每一个、甚至合起来都不能显示整体画面，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塑造着这些部分本身！

    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如其实际”——才能给一个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历史学的基础。或许这种整体历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各种要素。二者都将会更好地处理下面所谈的这些还会继续争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当下时髦的“全球化”理论把20世纪90年代定为这种世界范围进程的新开端。有些学者则不太情愿，认为这种“全球化”是从1945年以来开始的，或是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象，最多追溯到19世纪。但是，本书已经论证，全球xìng（远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只有太平洋上极少数人烟稀少的岛屿（也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除外。麦克尼尔（1963，1990）、霍奇森（1993）、威尔金森（1987，1993）、弗兰克与吉尔斯（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少数学者认为，至少有一个非洲一欧亚“人类世界”或“核心世界体系”在此之前早就已经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发挥作用了。

    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500年以前还是1500年以后的这个全球整体？我在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人们、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史”。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的“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则仅仅局限于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这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做的没有什么两样。研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更不用说研究中亚和非洲的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考虑把自己研究的地区放进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中考察。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也有例外，如乔杜里（199）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xìng。由于在考察整个世界经济方面缺少足够多的先驱者，因此本书也就只能尝试着迈出几小步。不是仅仅从这个或那个地区（包括欧洲）的狭隘视野看，而是从一种真正全球xìng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2）共xìng和相似，还是特xìng和差异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习惯于寻找和强调各个“文明”、“文化”或“社会”的独特之处及其各自的历史进程和事件。这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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