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灯光下寻找，就绝不可能找到转变的“原因”。

    本书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所考察的真实世界的史料显示，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相反，使得欧洲在1800年以后起飞的，不是所谓欧洲先前的“发展”。也就是说，西方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其实并不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连续”准备的结果，更不能归结于什么希腊或犹太根源。实际上，工业化也不是承续欧洲“原工业化”的结果。波梅兰茨（199）和王国斌（1997）证明，同样的进程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就没有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而那里的原工业化更发达。他们以此论证工业革命是一个新的独特的起点。对于他们的解释，我们必须用其他因素来修正。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世界发展的进程也包括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显得是不连续的新变化。就像以前的农业革命一样，工业革命很可能是连续的全球发展中的一个偏转，在方向上标志着一个“起点”，与以往的方向不同，或许是不可逆转的——但没有发生大灾变，这个起点本身就在原来航线的端点。因此，全球体系的结构和连续xìng造就出西方的兴起，也在西方划出一个起点。西方从此不再承续其原先的边缘地位。全球经济中断了，转而进入一种以工业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更促使人们关注长远的历史连续xìng，因为东亚的崛起本身乃是其中的一部分。东亚的兴起被说成是没有历史连续xìng的事件，其实是东山再起。这种重新崛起也应该被看作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结构与连续xìng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专注于那些断裂之处相比，承认和分析这种连续xìng能够揭示出更多的东西。或许更好的例子是近代早期发生的两次“偏转”。它们在同一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