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xìng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这也正是市劳特（1977，1992，1993a）的解释。他在这些方面似乎是亚当·斯密的现代“化身”。对于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这一问题，他们两人都熟悉和解释了两个基本答案：（1）他们利用了他们从美洲获得的金钱；（2）他们利用了从他们在（对）美洲和非洲的生产与进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以及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在欧洲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个答案是，欧洲人也用美洲白银货币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买到了进入亚洲财富的资格。正如斯密指出的，也正如前面考察的各种证据所显示的，欧洲是用它的商品来换取亚洲产品，几乎可以说，它唯一能够在亚洲出售的商品是美洲金银。另外，也正如前面论证的，欧洲是利用它的白银购买力挤进被欧洲人称作“乡村贸易”的亚洲内部贸易。正如前面指出的，白银——以及黄金——贸易乃是各欧洲公司的支柱。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略可以概括如下：

    欧洲的贵金属、主要用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获得的日本白银、主要用日本白银和印尼胡椒在台湾获得的黄金都主要被用于投资印度纺织品。这些纺织品大部分被用于换取印尼胡椒及其他香料，但也被运到欧洲以及亚洲各地。大宗胡椒及其他香料被出口到欧洲，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到印度、波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各地工厂。波斯和中国的生丝也被运到欧洲。…问世纪，荷兰人参与亚洲内部贸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日贸易的必要xìng决定的，因为日本是当时该公司获取贵金属的最重要来源。…唯一些年份里，从日本获得的贵金属比从荷兰运到巴达维亚的贵金属更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关于荷兰贸易的那段描述更为形象，也更经常被人们引用：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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