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

    也就是说，欧洲人竭力挤进‘业界上最豪华的贸易”，但是这使得荷兰人向这口亚洲财富和资本水井里注入了不止“一点水（指钱）”。当然，这笔钱来自美洲。这样，欧洲人从参与亚洲境内“乡村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要多于他们向欧洲进口亚洲产品而获得的利润，尽管后者中有许多又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给他们增加了新的利润。总之，欧洲人可以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从这些最富饶的亚洲经济体中获得利润；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完全归功于他们掌握的美洲白银。

    如果没有这些白银——以及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在欧洲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利润——欧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chā入一脚，甚至连一个脚趾也chā不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掌握的美洲金钱，而不是由于任何“独特的”欧洲“素质”——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发现，欧洲的“素质”一直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才使欧洲人能够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是从需求的一面来看欧洲人在亚洲的“生意”。从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的供给方面看，欧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钱使他们能够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实用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

    换一个比方，美洲给欧洲人供应的赌注使他们能够进入亚洲经济赌场。为什么他们最终能够在那里发财？完全是由于他们拥有起伏不定但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正是这种来源使欧洲人在众多亚洲竞争者中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其他人没有美洲大树上结出的金钱。但是，尽管欧洲人拥有这种资源和优势，他们在亚洲经济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牌桌上也不过是一个小赌家。然而，欧洲人把他们的美洲赌注押在了他们在亚洲的全部家当上，在那里坚持了三个世纪。虽然欧洲人也把他们在亚洲挣到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购买亚洲经济牌桌边更多更好的座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做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美洲持续不断的现金供给。有资料显示，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人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给亚洲人，因为当时的欧洲制造业依然没有竞争力。斯密夸大了欧洲工业品在世界范围的销售情况，我们只能把他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一限定理解为“几乎没有”。

    可以肯定，欧洲人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更不用说高超的）种族的、理xìng的、组织的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亚洲提供、传播其他什么东西或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正如我们在下面以及在总结时会进一步考察的，欧洲人所能有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1962）所说的“落后”的某些优势，而这种优势是由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指出的位于世界经济的（半）边睡地位而造成的！

    那么，欧洲人在亚洲的这种原本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赌博怎么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最终中了头彩？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弱，最终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在1815年前后相jiāo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另外一个——第四个——因素加入了欧洲一亚洲的方程式。众所周知，虽然亚当·斯密主要针对殖民主义垄断而写了“论殖民地”一章，但是他认为殖民地没有付出什么。另外，斯密是在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革新之前写的。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次“革命”，是否像罗斯托（1962）等人所说的资本积累率真的“起飞”了。

    （4）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哈特韦尔指出：

    克拉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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