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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写道:“即使……‘这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一个‘被榨平的桔子’,里面还会剩下数量惊人的桔汁。”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兴趣有增无减。……例如,关于工业革命的起因,有些是空白,有些失之简单化,有些则含混不清。主要动力是什么,或者哪些动力起了作用?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技术革新?贸易扩大?资本积累?这些因素都有人进行论证。是否应该在非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宗教、社会结构、科学、哲学和法律的变化?……似乎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最棘手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外源的(即该经济体之外的),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需求增长…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内源的(即在该经济体内部产生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体是什么?我的观点是,澄清混乱的钥匙应该在哈特韦尔的最后一句话中寻找:虽然克拉潘所说的那只桔子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无数次压榨,但始终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英国的、欧洲的、至多是“西方”的水果。再有,格雷姆·斯努克斯(1994:1-2)也曾写道:“对于一片需要长期深翻的土地,我们不过刚刚划破了地皮……我们需要从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斯努克斯及其主编的《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一书撰稿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在追根探源时依然局限于欧洲,探讨欧洲一千年来以及“整个前现代时期英国(和西欧)的运动特征”。因此,尽管甚至到今天他们的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之中无人真正试图对整棵桔树作出一个全球整体xìng的世界经济/体系解释,而只有这样的解释才符合我在开篇时所引用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格言:“实际上除了普遍历史外,没有历史!”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埃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但是,绝不能像斯努克斯(1994,1996)在他的“工业革命新视角”中依然主张的那样,在追溯这些变化的根源时仅仅限于或主要限于欧洲的一千年历史。罗伯特·亚当斯在“探讨西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他追溯到东地中海和西亚的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但是他也基本上限于对欧洲的考察。

    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技术进展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成就。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当时才向西方移动和在西方穿行。真正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促成工业革命的“独特的”西方特征或因素是什么,不如说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这种从东向西的工业转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转移的原因应该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对于“为什么与如何”这一问题,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错误地把原因归结到所谓的欧洲“独特xìng”或优势。布劳特等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其次,它们仅在欧洲本身寻找欧洲兴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关的(若干)东方地区的衰落。这两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还隐含着第三个错误:他们没有在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中寻找“西方的兴起”圩‘东方的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欧洲为什么和如何在经济竞赛中大大落后,它是如何主要借助于获得与利用美洲金钱来购得亚洲列车的车票并逐渐取代车上的一些乘客,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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