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199）把清代中国内部衰败的开端定在1744年的山东起义和1775年的白莲教起义（我们知道，这时正值前面分析的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期间的美国革命等事件）。只是到18世纪末欧洲人才在中国海域取代中国商人；甚至到这个时候，贸易平衡还是严重地向中国倾斜（Marks1996：64）。众所周知，只是由于英国人诉诸在印度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鸦片，才在19世纪最终扭转了这种形势。

    因此，中国经济只是在19世纪初才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这种衰败过程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崩溃”时达到顶峰。维克多·利皮特的文章（中国低度发展的发展）主要讨论了19世纪中国的情况。利皮特言之凿凿地批驳了大多数有关中国低度发展的流行解释所依据的历史和理论基础。这些解释的基点是“家族制度”（马里思·利维），“前工业社会阶段论”（A．埃克斯坦，费正清，杨联险）以及“贫困的怪圈”（拉格纳尔·纳斯克）等。而这些无一能解释1800年以前中国的成就，也不足以解释180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过去那种成功的原因（参见Lippit1987）。

    但是，利皮特过于强调中国官僚体制和阶级结构的致命影响。实际上，我在为黄宗智主编的那本书撰写的文章（Frank1980）中已经指出，从几个方面看，收入这本书中的利皮特的文章使用了不恰当的标题，其中一点是，他认为18世纪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其实中国经济还在扩张。诚然，他自己后来也修正了这个判断（1987：40，42），承认从16世纪到18世纪“新的经济扩张”和“蒸蒸日上的经济活动”。但是，他一直把19世纪的“低度发展”归结到阶级矛盾造成的内部虚弱，根本不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18世纪最后30年，东南亚大陆地区也有某些经济衰落和社会政治危机的迹象。但是，安东尼·里德（1997）及其同道的研究成果使这幅画面变得复杂了。这个修正派的论点是：“大约从1760年起，该地区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商业扩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多数指标显示了该公司的衰落。抵达马六甲的船只从1761年的188艘增长到1785年的539艘。其中，马来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4艘和242艘，中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5艘和170艘，英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只中几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只几乎全部来自夏克河，只有20艘来自中国，大约40般来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但是，里德也发现，东南亚的砂糖出口在1760年达到顶峰，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群岛进口的纺织品w72，000匹下降到102，000匹（Reid1977：table5）。里德的评论是：“汇总的有关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和其他进口一样，恰恰是在文献资料最缺乏的18世纪末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Reid1977）。这些发现以及尚未发现的情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760年后是否真的有这种上升趋势？不仅缺乏文献资料，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衰落也可能不止反映了二者的经济衰落（这种衰落或许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利，因为该公司从印度港口出发的船舶量在1765年到1785年之间一直很稳定）。从依然相对繁华的中国港口出发的船舶从7艘增加到21艘，但是在数量上与东南亚内部之间的船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id1977：table2）。另外，任何意义上的东南亚“特有的商业扩张”都肯定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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