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其他地区的周期xìng潮流发生冲突。实际上，根据里德的表4，东南亚平均每年出口胡椒、咖啡和砂糖的价值（以西班牙元计算）在18世纪50年代为864，000元，在60年代为1，236，000元，在70年代为1，043，000元，在80年代为1，076，000元，在90年代为1，310，000元。也就是说，从1750年到1800年的50年间，增长了50％。在1760年以后增长了5％（尽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绝对数量下降）！看来这很难说是一次“特有的商业扩张”。如果再深想一下，这更像是东南亚茶杯中的风浪。因此，东南亚也很可能是与其他地区保持同步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资料来确定18世纪中期重要地区的和（或）亚洲普遍的经济衰落以及与之伴随的或继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衰变。这样就能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相对优势的兴起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和历史视野中。就此而言，无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欧洲特殊论，还是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主义对这个时期的解释都是远远不够的。或许当时确实有一个长波经济周期，在这个周期的下降“B”阶段，亚洲各地区和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然后，就像今天东亚的各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原先处于边缘的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从亚洲的这次周期xìng“B”阶段衰落中渔利：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人下赌注式地宣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霸权——不过是暂时xìng的！但是，不仅“西方的兴起”是继“东方的衰落”而来的，而且这二者是同一个全球经济中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彼此在结构和运动周期上相互依存。这就是我在下面几节所要证明的内容。

    3．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而——暂时——赢得这场竞争的呢？本书的导论考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和答案，而这些理论和答案都主张某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甚至是各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的综合。导论也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都有欧洲中心论的根本缺陷。布劳特（1993a）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和欧洲中心历史学》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十几种答案及其缺陷。我们在第1章也谈到古迪、赛义德、伯纳尔、阿明、霍金奇、蒂贝布、刘易斯和威根如何破除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第1章还谈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提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经济体系”的批评。但是，虽然我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提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解释，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于提出批评。

    本书的历史实证部分已经证明，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片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更谈不上有什么欧洲人或西方引发、扩散、传播或维护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想象产物，甚至正如伯纳尔已经强调指出的，只是迟至19世纪以后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早已有某种‘贺本主义低度发展（的发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这种论点（Frank1966，1967）很可能还站得住，就非洲进行奴隶贸易的地区而言，也可能站得住。按照这种论点，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才开始这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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