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问题是，上述的长周期中的这个扩张的“A”阶段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周期运动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时，我们实际上停在1450年，“暂时接受’其他学者所描述的自那时开始的周期运动的“基本轮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据城市发展资料修改自己过去对这个周期及其阶段的起迄时间的研究结论时写道：“吉尔斯和弗兰克似乎过早地听到长时段周期的丧钟……转而投身于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现象……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确，那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实用立场，但在理论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两种周期在原则上是互相包容的。这实际上就是前面第5章讨论“通货分析与1640年的危机”时的主旨，尽管我还没有论述在一个长周期阶段里如何包容若干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请参见第5章对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观点的评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这个（可能的）“A”阶段持续了多长时间。回答是，至少持续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据他的城市发展资料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也“肯定”了有一个较长的“A”阶段的观点：由于有一个16世纪的下降曲线，对于全部25个世界最大城市来说，长周期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东亚的相对城市等级（反映了25个大城市中东亚最大城市的发展）直到1650年前后一直很高，在那以后，它才与欧洲一大西洋城市体系的发展速度同步。这种“蹒跚”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东亚和欧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对城市等级曲线直到1825年才相jiāo，此时亚洲的经济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lún敦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罗兹·墨菲（1977）也把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jiāo叉点定在1815年前后。

    因此，这再次表明，这个（迄今最后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至少在亚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即从15世纪开始，贯穿整个17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前半期，甚至到18世纪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纪的证据也支持这种从1400－1450年开始，贯穿整个问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初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概念。另外，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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