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个统一的全球经济具有自身的长期发展周期。这里要论证的是，在1750—1800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自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上升“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和第5章里所证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一个“B”阶段。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xìng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发现，与这些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欧洲当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当时是在“主导”工业，即原先依赖亚洲进口的纺织品制造业），然后也逐渐实行“出口拉动”——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对受保护的市场，然后面向整个世界市场。

    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正如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所说的，有些（并非所有的）处于边线或边题的“边疆国家”对处于“核心’的经济体、社会或政治体（或帝国）发出革故鼎新的挑战。有些（半）边睡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发生危机时抓住机会（同时避开危险）而获得好处（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地位变化（正如qiāng座位游戏一样）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比较突然地在体系中心发生并波及整个体系的危机，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原先的（半）边睡地区或其新兴的“领先”部门的长期“准备”或可预见的“兴起”。

    因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晚期是否从亚洲开始了世界政治经济衰落的“B”阶段，从而有利于原先处于相对边缘的、此时迅速上升的欧洲人。以前我们已经确认的世界体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众多大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清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没落”，应该伴随着一场世界体系危机和一个“B”阶段。我们在这一章结束时将对这个长周期（其“B”阶段看来是18世纪末在亚洲开始的）的历史连续xìng进行一点反思。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放在第7章。

    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亚洲的政治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开始的，原因何在，这些衰落过程是不是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涉及更深远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东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是由“西方的兴起’引起的，还是仅仅由此而加速？

    2．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这个标题出自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大作《在欧洲霸权之前》（198）。遗憾的是，她的回溯局限于公元1350年以前。我们看到，“东方”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才“衰落”，“西方’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兴起”。我们对亚洲各经济体以及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莫卧尔帝国和清帝国衰落的原因知之甚少。实际上，对于亚洲18世纪的讨论一直是含糊不清、众说纷法：

    在很长时间里，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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