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著述中，18世纪一直被视为衰落时期。英国人把这种衰落当作（大英）帝国的辩护理由；荷兰人在这个时期看到的是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没落；阿拉伯人仅仅把这个时期当作他们的现代时期的背景。近年来，这种衰落观受到研究各个重要地区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有些人警告说）不应简单地把政治分裂当作衰败证据。……（但是）就经济的大部分特征而言，现有的少量证据更多地显示出（经济发展的）连续xìng，而不是急剧的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遵照弗莱彻的劝告，在体系中寻找导致亚洲最终“衰落’的进程和原因。而且，我在研究更早的时期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尝试着得出一些重要结论（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因此我们也应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否及如何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

    阿萨尔·阿里近年也研究同样的问题。尽管他所作的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很值得在此转述。他指出，莫卧尔帝国的衰亡一直被归结为各种“内部”因素——从女人祸国到各种制度弊病，后者在剥削农民时既无能又严酷，由此激发了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相关因素加以综合；但是，在进行这种综合的尝试之前，应该先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脉络”中。阿里指出：

    在了解有关莫卧尔帝国崩溃的学术讨论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一讨论的眼界竟然会如此狭窄。在18世纪前半期，不仅莫卧尔帝国崩溃了，而且萨菲帝国也崩溃了，乌兹别克汗国也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进入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衰落进程。

    阿里接着提出，如果断言同一种命运在同一时间征服了这些重大地区纯属巧合，那就过于强词夺理了。因此，我们应该遵循弗莱彻的建议，探讨是否有可能发现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背后的某种共同原因。阿里接着说：

    这里也有一个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线索的明显之点。帝国的崩溃恰好在西方殖民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武装进攻的冲击之前。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甚至在欧洲挟着军事优势与东方国家直接对峙之前，西方的兴起是否就以某些迄今尚不知晓的方式颠覆了东方的政体和社会。在我们有关中东和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对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新商业关系所引起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市场模式的变化，迄今没有人尝试着作出总体分析。这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但是。阿里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所作的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竟然一开始就断言：“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主要事件当然是欧洲的兴起，欧洲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Ah1975：387）。本书所汇集的证据否定了他的这个出发点，因而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解释。阿里接着表示，欧洲的经济势力肯定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破坏和削弱了亚洲各经济体（Ah1975：388）。这种推测也与有关16世纪的证据、尤其有关17世纪的证据以及有关18世纪前期的证据相抵触。相反，在这些时期，亚洲各经济体更强大了。

    阿里又认为，由于亚洲的收入被转移给欧洲人而不能落入亚洲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当然就导致了大帝国的终结”（Ah1975：388）。然而，剥削的加强，尤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与其说是统治阶级收入减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剥削农民获得收入。这是种植园和其他农业出口经济的普遍经验（Frank1967）。这就使社会经济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后面我们还会看到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和中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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