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k1978a）。

    另外，18世纪最后30多年也是印度“衰落”加速时期。60年代在奥斯曼经济中也出现急剧下降的曲线，看来与大西洋各地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危机阶段有联系；中国的经济也在这段时间开始衰落。我们将在第6章对这些情况作详细的考察。

    （6）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弗莱彻（1985）建议，我们“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如果我们遵循这种建议去做，就会发现，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横向同时发生的事件都不是如乔杜里所猜想的那种巧合，而是如弗莱彻所提示的，是一种“整合的横向历史”中的“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弗雷德里克·特加特（Teggart1939）早在（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中就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他的这部著作显示，研究整合的世界历史是可行的（而且，特加特、吉尔斯和我都认为是必要的），不仅对于近现代史，而且对于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是可行的。例如，吉尔斯和我（199；1993）就考察了从公元1700年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长周期，我在〈精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周期》一文中还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这种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也使我们能够对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这些比较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横向整合历史的各种可能的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反映出体系的“特征”，如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的和部分之间的不平等的结构、时间上不平衡的进程与发展。沃勒斯坦（1974）和我（1978a，b）以及其他一些人阐释了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特征，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则阐释了其“政治”特征。吉尔斯和我把对这些外表特征相同的研究扩展为对“五千年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1993），英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则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上述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体系中导致“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转移’（吉尔斯的说法）的那些结构方面的和时间方面的——可能是周期xìng的——特征。吉尔斯和我（1992，1993）不是单纯从蒙古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横向整合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兴衰对于世界体系的意义。从这种比较的视角看，如果按照艾伯特，伯格森的建议（私人通信1996），用蒙古人的命运来类比“西方的兴起”，或许能够给人以启示。

    从结构角度看，蒙古人与欧洲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处于（半）边缘或（半助腆地区，都向往并且侵入到“核心”地区与“核心”经济体——后者主要是东亚，其次是西亚。实际上，中国是引力的中心，也是这两个被蔡斯一邓息和霍尔（1977）称作“边疆国家”所觊觎的首要目标。中国也往往是世界体系范围创新的发源地。蒙古人不仅先后侵犯中国和西亚，而且先后在中国和西亚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国家。吸引欧洲人的磁石也始终是中国。这是哥lún布和麦哲lún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达的目标。他们的后继者在多少世代里沉溺于开辟从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达中国的“西北通道”的梦想（直到核潜艇与原子能破冰船出现，这条通道才“打开”），同时还沉溺于从欧洲经北冰洋到中国的东北通道的梦想。欧洲人最终设法在中国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开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门户”，并在沿路的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与先前的蒙古人一样，欧洲人也连带地侵犯日本和东南亚。蒙古人的海上进攻声势浩大，但没有成功。欧洲人的海上入侵规模甚小，却更为成功（虽然在日本仅仅触动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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