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斯和我对世界体系范围的长时段周期的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蒙古人和欧洲人都是在亚洲这些原来的经济“核心’处于长期的经济衰落的“B”阶段时从边缘侵入东亚和西亚，并取得（相对和暂时的）成功。吉尔斯和我（199，1993）认为，蒙古人入侵最初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东亚和西亚被侵略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些地区的经济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呈现衰落景象——例如巴格达在1258年被蒙古人攻占之前的情况（Frank1992）。

    此外，吉尔斯和我（1992）认为，蒙古人的“太平盛世”虽然改善了贸易环境，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基本的恶劣经济条件使蒙古人的庞大帝国不可能持久存在，而最终变成地区xìng碎片。有人认为，蒙古人因部族内江而在政治上虚弱无力，使他们不可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我们认为，那种经济条件比贸易保障或所谓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虚弱无力更重要（顺带说，蒙古人从来也没有想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迄今为止，在亚洲处于又一个下降的“B”阶段时，欧洲和西方的冒险和入侵活动要成功得多，这应归因于它们（同时在世界范围）进入工业化的新经济阶段，但是它们也很快呈现出地区特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种工业化的创新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义要么没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么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此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从1800年算起到现在毕竟不到两个世纪——关于这种西方的“创新”活动及其世界经济后果的最终证据还没有水落石出！

    总之，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正如弗莱彻指出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借殊xìng。的含义。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就必须这样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一章就是“做”的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把“西方的兴起”与蒙古人的兴起加以比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兴起”也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比较确实提示我们，一个原先的边缘地区能够利用亚洲“核心’的政治经济衰落的（暂时的？）时机而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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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

    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xìng的事业。

    保罗·科斯特洛（1964：213，8－9，215）这一章考察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能够（暂时地）胜出。在这一章里将提供两个答案，并对这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一个答案是，亚洲人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人变得强大了。这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使亚洲人变得虚弱，是什么使欧洲人变得强大，是什么把这两个过程联系在一起。另外，这个问题和答案本身也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因为其他各种“解释”实际上都基于某种假设或论断：亚洲原来是而且被认为始终是“传统的”（社会）。这些“解释”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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