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员如果犯了过错，你告诉他：“某事做得不对!”他大概不会直接去关心那事有否错误，却比较关切“是谁说的”，便是“强者有理”的心理表现。只要告诉他：“董事长说的。”俯首认错的机率相当大。

    理是相对的，有上即有下，有此就有彼。西洋人因此用法来讲理，一切依据法律来判断，谁合法便是有理。由于法律的条文比较固定死板，所以讲起理来，也较为简单而方便。

    我国先哲，并不是不重法。有些人指称儒家不重法，只有法家才重法，这绝非事实。重视礼法乃是儒家孔子最重要的主张之一。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政治思想的起点，乃是“从周”。“从周”就是“遵照周朝的典章制度”，其实行的具体主张为“正名”，便是“按照盛周的制度，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孔子所说的“吾学周礼”，不限于冠婚丧祭，或仪文节式，他所说的“礼”，包括社会全部的制度。他主张“克己复礼”，常常劝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十分重视法制规范。

    “法”在企业管理上谓之“制度化”，非常必要，却层次不高。我们今天过分强调制度化，很容易令人产生制度化便是良好管理的误解。典章制度是一种普遍形式，我们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不可能照顾所有特殊情境中的应用，何况个人时常出现新的实现方式，而无法事先预知。儒家主张，人一旦面临特殊处境，就不必拘泥于礼的形式，却应该本着人道以提高规范的适应效率。人是典章制度的主人，不是典章制度的奴隶。法是人订定的，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因时制宜。我们常见某些主管，口口声声制度化，自己却经常破坏制度而振振有词，便可以看出这些理念的影响，既有力又深远。

    荀子说：“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他认为，人应该以义变通应事，随时视情况的不同，变化其应付方法，以适其宜。人在特殊环境中，有时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决定，他这样做，并不表示对规律的全盘否定，而是依顺了另一层规律（理）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法）的。

    用法来讲理，固然简单明了，实际上却无法应付“两可”或“例外”事件，难免因坚持“法”而变成“不讲理”。朱子说：“羞恶之心本是善，才过便至于残忍。”现在有些正义之士，目睹社会上违法犯罪的人很多，因而产生羞恶之感，极力主张不择手段地运用重法以求消除恶人和暴行，结果流于残忍而不自知。用法来讲理，动机是好的，结果却造成许多无理的行为。

    于是，我国先哲把“依法讲理”安排在第二层次，而把“由情入理”提升为第一层次。“由情入理”叫做“敬酒”，“依法讲理”便是“罚酒”。中国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即是“好好同你讲理的时候，你最好讲理，否则动起法来，也不怕你不讲理”，目的依然是“讲理”。

    由此说明，中国人把“法”摆在肚子里面，心中有数，我不违法，但是我不会讲。因为你只要和中国人谈法就伤感情。在机场、海关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当执法人员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执法人员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他马上说：“你少用规定来吓唬我。”中国人最不服的就是规定，就是法令。所以嘴巴都讲的是情，“没有关系”，“不会怎么样的”，脑子里却在想到时候应依法办理。中国人嘴巴很宽松，但是执行时却是很严格的。

    我们说有的人嘴巴讲依法办理的时候，心里是在想合理解决，我们很少依法办理。中国社会依法办理是高度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人专门做那些法律规定之外的事情，只要法有规定，他就不做了。所以我们把有些人抓来，经常找不到法律的依据，不知道根据哪一条去惩办他。我们都是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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