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低徊要眇”的美感特质来看，虽然朱彝尊所“难言”的，与贤人君子们“幽约怨悱”的志意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很有相近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同是处于外界的强势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情思以委婉的姿态表达出来，但内心在约束收敛中还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品格的cāo守。如果从这种基本相通的一点来看，我觉得可以对词的美感特质归纳出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共xìng，我姑且称之为“弱德之美”。这样，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凡是被词评家们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特质原来都是属于这种弱德之美。

    1998年初，我为一位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的词集《荔尾词存》写了一篇序言，对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这一词的美感特质又有所发挥。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平生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中完成的。他以深厚的古典学养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平凡的词作，他的不平凡之处，在于生而就具有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xìng。当我读到石声汉先生以“忧谗畏讥”为题目来叙写他自己写词的经历和体会时，油然产生一种共鸣。我以为石声汉先生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都是在外界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品质。我实在没有料到，石声汉先生以一个非诗词专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他所禀赋的词人之心，如此敏锐地以他自己的直观体验，轻易地掌握了词的美感的最基本的特质。

    “忧谗畏讥”这四个字出于宋代范仲淹的一篇名作《岳阳楼记》。范仲淹所叙写“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这四个字所蕴涵的，实在不仅是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弱者的感情心态，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之中还有着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的cāo守。其形虽“弱”，但却内含着“德”的cāo守。这正是我之所以把词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石声汉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词作，我在本书第八章有专题叙述，大家可以参看。

    总之，我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

    2000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分析了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所形成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

    2003年摄于研究所办公室

    西蜀南唐的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凉的美感特质与事变的yīn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五代时也出现了少数诗化之词，如李煜、鹿虔。这些诗化之词直抒哀感，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更是与破国亡家的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诗化之词的出现，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所接受和继承，直到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才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变化。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出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艳歌的局限，成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人的因素，与世变并无必然的关系。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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