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词之佳作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之词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的质素。二是张惠言所提的比兴之说与王国维所提的境界之说，对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都不能加以涵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统说诗的论述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的缘故。

    我认为由《花间集》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是柳永的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二是苏轼的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三是周邦彦的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对花间词原来的语言、内容、写作方式的层层背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柳词一派的作品、苏词一派的作品，还是周词一派的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好的作品，大多都是仍然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我从花间词以来艳词发展的历史，透过对朱彝尊的爱情词所做的考查，发现他的《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

    可是当我对《静志居琴趣》中的词再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些词的言外之情思，却与早期令词所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因素有所不同。早期令词之所以引人生言外之想，往往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情意如双重xìng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艳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只是写爱情，没有其他质素在里边，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词具含了无限情思于言外的美感特质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以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竹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从陈廷焯这段话我们推论，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之所以有深厚不尽的情思，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难言之处”，而朱彝尊的难言之处是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确有所指”，而不是一般士大夫写给歌伎唱的艳曲，他写的是现实中确有，但却不为现实所接受的一段私恋之情。由此看来，朱彝尊的爱情词虽然没有早期令词那些作者潜意识中的双xìng心态、忧患意识等等附加质素，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受到一种深微幽隐的意境，是因为他所写的爱情对象不同的缘故。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是这种不为社会lún理所容的感情的难言之处，反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

    如果进一步反思，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现，那就是词之所以形成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种美感特质，原来就是因为在早期令词的发展中，有些作者曾经把他们自己内心中的某一点难言之处，无意中写进了小词的缘故。例如温庭筠仕宦不如意的失志之悲；冯延巳深感国势岌危而不能挽救的烦乱之情；南宋辛弃疾壮志难酬的苍凉沉郁之怀凡此种种，如果从广义来说，实在都可以说是一种难言之处。如果按照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说法词的特质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然后才能使词表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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