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yīn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之，词的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形成，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时先后形成了各自独具的美感特质。后来的元、明、清几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很少有超出于以上所说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此一直没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清代常州词学派的词学家周济，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把词的写作与世变结合起来，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在词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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