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以后，竟然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传统的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我忽然间找到了一个理论、一个依据，恰好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悦的事情。那些英文的理论书，不像一般的故事、日常对话那样容易，常常有一些特殊的术语，看起来很吃力，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地研读下去，并且逐渐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些尝试不仅为我在中国词学理论的研究中找到了理论的依据，而且在课堂教学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年来在海外教学，使我感到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的方法，很难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而运用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能够帮助那些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美感特质。

    80年代初摄于王国维故居

    我对于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和对于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之后，70年代初，我又写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专题的讨论。不过我对这两篇文章并不完全满意，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做的，不过只是对这两家词论的一种梳理xìng的探讨而已。虽然也有不少我个人深思后的见解，但对于中国词学发展的源流和脉络，还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我对这两篇文章又做出了一些后继的研讨，又接着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从一个新论点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我开始用了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讲中国词学的理论。这其间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词，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体式，有一种特殊的xìng质。它突破了中国“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是在歌筵酒席间伴随着乐曲成长起来的。它兴起于隋唐年间，起初流行于市井里巷之中，文士们觉得它的曲调很美但文词却不够典雅，于是就偶然chā手为这些优美的曲子来填词。真正能够使词开始有自己的传统流传下来的，始自《花间集》。《花间集》是五代后蜀的赵崇祚编的，前边有欧阳炯写的序文，这个集子就是我国最早的词集。西方把这本词集的名字译为“在花丛里唱的歌”（Songs Among the Flowers），这名字很美，而且名副其实。欧阳炯在《花间集序》里说：这些所谓“诗客曲子词”原只是一些“绮筵公子”在“叶叶之花笺”上写下来，jiāo给那些“绣幌佳人”们“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去演唱的歌辞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想而知，词的内容自然也就离不开美女和爱情了。在作者的显意识中，原来也没有借此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所以诗人文士写词时的心理状态和写诗时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诗，向来有言志的传统，杜甫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稷与契以天下为己任，觉得天下有一个人没吃饱，有一户不安乐，那都是自己的责任。词就不同了，文人们写词时不存在这类意念，因为词不过是在歌筵酒席上写来jiāo给歌伎们去演唱的歌辞，可以不受政治和道德观念的约束。

    但是，文学作品必须通过作者这个媒介。诗的言志是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而词在男女爱情和相思离别的背后却往往暗藏着作者潜意识的活动。德国一位女学者汉柏格（Kate Hamburger）在她的《文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Literature）一书中认为，凡抒情诗歌，无论其内容、感情与事件是否真实，其中总是带有一种感情的品质，而感情的品质也就代表了作者的品质。所以，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到北宋的晏殊、欧阳修，这些词的作者，由于他们的品质、修养不同，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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