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要给它做一个衡量。所以这本书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不会喜欢的，而对于那些真正做诗歌的批评、欣赏和研究的人，这本书才是有用的。可以说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为后学年轻人而写的，是“为人”的写作。

    早期我写的那些诗词评赏的文章，都是从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来写的，像《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都是“为己”的学问。从60年代开始，我写文章的路子从“为己”慢慢转向了“为人”，这种转变是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开始的，是针对当时台湾文坛上传统与现代的困惑而写的。到了海外以后，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论吴文英词》。因为吴文英的词也是用了一些时空的颠倒，也是用了一些感觉xìng的修辞而不用理xìng的修辞。这篇论文还是接着我对台湾现代诗问题的关怀写的，也可以算是一种“为人”的研究，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写的。

    三、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以及对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我到海外以后，那些西方学生的论文当然是用英文写的，里面所涉及的所有的中国诗都要翻译成英文，我从中发现他们的翻译常常有很多误解，很多错误。那时台湾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就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为好。这些人以前在台湾读的是英文系，然后到海外又读了东亚系，回到台湾以后，常常喜欢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写一些评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我看到有些文章把中国古典诗词都给扭曲了的现象。我以为西方的文学理论不是不可以用，可是你用的时候，至少要对中国自己的东西有相当的了解。你对自己的东西都不大了解，就去用人家的东西，往往就把中国的旧诗给扭曲了，所以我就写了《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这篇文稿。我在这篇文稿里举了很多例证，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不熟悉造成的误解；也有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修养不够，对典故不熟悉而发生的错误。我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辩证说明，反映出我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摸索探寻中的甘苦。这是我当时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就是由“为己”的学问转变成“为人”的学问以后，开始有了一种醒觉，就是我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我早年三十多岁在台湾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无论是教书还是写文章都是选我自己喜爱的作品，我自说自话、自享其乐。到了海外以后，我开始有了对文化传承的醒觉和关怀，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慢慢年岁大了，就想到怎么样把这些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另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当时台湾用西方文学理论把中国古典诗词扭曲了的现象，我觉得我们既然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没有传下去，是一件令人愧疚的事。一个人生命的传承是靠子女，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承是靠下一代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赶快把老师的学说整理成一部《论语》，就是想把孔子的学说传承下去，他们果然做到了。到现在都两千多年了，不是还影响着我们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传承。

    像我的老师顾先生，我刚回来的时候，他一本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他早年自费印的几本词集。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来，也要把我保存的当年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如果我当时没有记笔记，或者没有保存下来，那真是世界上的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就失落了。顾先生的讲诗，一定是对诗词有灵感、有体会的人才特别喜欢，因为他真是把诗词里的生命、灵魂给讲出来了。他不像一般人的讲课，都是知识，都是诗歌以外的东西，并不是诗歌本身。很多人看了顾先生讲诗的笔记都说很受启发，我的一个学生程滨就是看了顾先生讲课的笔记受到了启发而有志于诗的，他的诗写得很不错，他的学生也喜欢听他讲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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