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了他们的词的境界的不同，他们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露到作品里，就形成了词的一种“言外之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说湘水之神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要眇宜修”是一种纤细幽微的女xìng美。“诗之境阔”，是说诗所表达的内容无所不包，而词一般只是写景抒情。“词之言长”，不是说词的篇幅长，而是说词的韵味悠长，给人长久悠远的联想和回味。这就是说，一定要有言外的意味，能够引起人的感发和联想，那才是好词。也正是由于词有言外之意，所以引起了后人的许多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后人不同的看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个是张惠言《词选》的说词方式，一个就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词方式。

    张惠言是主张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温庭筠有一组很有名的《菩萨蛮》，张惠言就认为它们都有寄托。其中第一首是：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yù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jiāo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张惠言说，这一首词里边的“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屈原的《离骚》是叙述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遭遇的作品，而温庭筠是写一个女子簪花照镜。温庭筠的词果真有屈原《离骚》的意思吗？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于是就有别的学者出来反对了。王国维就说：“固哉，皋文（张惠言之字）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可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也曾说过：“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这“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哪里的句子？正是屈原《离骚》里的句子！王国维既然反对张惠言用《离骚》来解释温庭筠的词，为什么他自己也用《离骚》来解释南唐中主李的词呢？他们的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能不能成立呢？

    中国旧传统的说诗人，他们的长处是对诗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能够掌握它的感发生命的源泉，而缺点是他们缺少有逻辑、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上的说明。中国在很早就有“比兴”的说法。如果单从诗的创作而言，比，是你的内心先有一种情感，然后再找一个外物来比，它是由心及物的；兴，是先有外物，然后引起你内心的感动，它是由物及心的。这种心与物相感的关系，实在是一切意识活动的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德国兴起了现象学的哲学，现象学所研究的，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在主体向客体投shè的意向xìng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也正是心与物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是相吻合的，而如果把“比”与“兴”的两种感发方式引用到中国说词的传统中来看，张惠言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比”的方法，而王国维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兴”的方法。

    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符号学”（Semiotics）。符号学家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来jiāo流信息，而且也被符号所控制。也就是说，由于联想的作用，在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系统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当然，这个系统必须在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都掌握相当一致的语言符码时，才能够充分实现信息的jiāo流。这种理论，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有所暗合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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