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读者提出一种自由的欣赏和解说的方法，他认为“读其篇者”就如同“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这是说体会一首词的言外之意就好像你站在深渊之上，看见水里是有鱼游来游去，可那是鲂鱼还是鲤鱼呢，你没能看清楚；又好像半夜里你看到天上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究竟是什么方向，是东边还是西边，你也没看清楚。周济的这个比喻非常妙，他就把张惠言那种认定了有言外寄托的词学理论给说活了，给发展了。周济在这里明白地指出在诗歌的欣赏中，有一部分作品原来是不可能给予确定的解说，也不需要给予确定的解说，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来的谭献在周济的词学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作者未必然”，可是“读者何必不然”的说法，承认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联想的自由。这种通达的说法和态度，弥补了张惠言的过于拘执比附的缺点，可以说是对常州词派理论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本来我是觉得诗歌本身的欣赏才是有意思的，它是有灵感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情的。而文学理论其实是很枯燥的，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以前都不讲这些文学批评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当我走上了这条路的时候才发现，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的理论，果然掌握了词的特殊的美感特质。特别是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以后，发现用它来解说、阐释中国词的这种微妙的作用也非常适合，所以我也开始感觉很有意思。我对于中国旧的文学批评原来有一些想法、一些体会，可是我不能很有条理地把它说清楚。当我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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