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我对于这些困惑没有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词选课以后，我才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源流演变以及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对于过去我所看过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才慢慢有所辨识，对于这些词话和词论的得失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体会。

    我写出的第一篇有关词学理论的正式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这篇论文是我向会议提jiāo的论文。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帮我把这篇文稿翻译成英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篇论文后来被编入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我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北美汉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词论做过如此深细之研究的缘故。

    清朝号称为词的中兴时代，不仅作者辈出，而且流派纷呈，先后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领袖，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领袖，常州词派以张惠言为领袖。陈维崧、朱彝尊都是大家，词作都比张惠言的多得多，可是他们的词学，他们对于词的批评，没有盛行，对后代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张惠言说“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提出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方法，奠定了常州一派的词学理论基础，影响深远。张惠言的词学被后人这么看重，影响这么久远，就是因为张惠言有继起的人接着发扬了他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周济。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文稿，以现代文学理论，对常州派创始人张惠言和他的后继者周济的比兴寄托之说的词学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1970年在美国贞女岛出席学术会议时与哈佛大学亚洲系系主任海陶玮教授（右）、法国侯思孟教授（左）合影

    中国词的美感特质是它往往蕴涵着一种言外的情致。从花间词那些写美女爱情的词开始，凡是被后来的读者和词学家认为是好的作品，都是说那些作品有言外的情致。一篇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留下联想、回味的空间，才是好的作品。张惠言确实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他很有眼光的地方，可张惠言的错误是他把读者的这种联想都指成作者有心的用意了，所以他的说法就变得很拘执，很狭隘。所以后世许多学者不赞成张惠言，认为张惠言是牵强附会。

    王国维就不赞成张惠言，李冰若也不赞成张惠言，甚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也不赞成张惠言。可是很奇妙的是，王国维虽然反对张惠言，可是他自己的词里边也有言外的意思，他把人生哲理都写进去了。我的老师也不喜欢张惠言，可是你看他写的那首《鹧鸪天》：“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自添沉水烧心篆，一任罗衣透体寒。　　凝泪眼，画眉弯。更翻旧谱待君看。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完全把爱国的情思写进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词的本身就是可以有言外引人联想的感发的作用，张惠言体会到了，他说词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所以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过于牵强附会了，引起了后人对他的很多批评。

    周济和谭献是常州词派的继起者，他们提出了不少更精辟的词学理论。周济是张惠言的外甥董晋卿的好朋友，受到董晋卿的很多影响，他们常常一起切磋。周济就比张惠言更有眼光，周济也承认这些五代两宋的小词有言外的意思，但是他能够跳出来，发展了张惠言的学说。中国人不管是讲哲学，还是讲文学的批评，他们都是把他的体会、他的理念用一个形象来表述。你看庄子的哲学都是一个一个的寓言，一个一个的故事。周济也是把对词的批评用形象来说明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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