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对我们的两个女儿也很凶。当然这事已经过去多年了，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样的梦了。在那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那首词中写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坠”，我觉得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

    1988年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右）在台北合影

    不过我的xìng格中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不幸，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平和的样子。我相信当年台湾的朋友和同学们，除了记得我那时的瘦弱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所经历过的艰苦和酸辛。

    那时我除了为生活而必须工作，对两个女儿尽教养的责任之外，我对一切都不存任何希望，所以有很长时间都不曾提笔写作。有些人谈到小说的写作，常常说一般作者的第一篇小说，都多少带有自传的xìng质。因为无论任何一个人，他所感受得最深，知道得最清楚的，总是跟他自己的生命相结合的一些事物，所以在一开始写作时，总会多少带有一点自己的投影，总要把这些长时间已经郁积的感受抒发完了，才会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去寻找可写的题材。《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一篇文稿是我在好久不写作之后的第一篇作品，所以在一开始写了一段近于自叙的话。当我说到静安先生悲观寂寞的心境时，也不免有我当时心情的一些投影。

    那时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无常，这样的短暂，这样的空幻，而且充满了悲哀和苦难。那一段比较悲观绝望的时期，我喜欢那些悲观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极端悲观的。如果只是像“少年未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伤感还不够，我喜欢的一定是那种把人生一切都看破，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写的那样痛苦、绝望，所有的感情都是靠不住的，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变形记》写的是一个公务员，一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很荒诞，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只虫子呢！可是卡夫卡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写得非常现实。本来这个公务员是他家里唯一养家的人，他有父亲、母亲和妹妹，大家对他都很好。当他变成一只虫子以后，他的父母对他的态度大为转变，要把他打死，把他赶走，写的真是现实的、真实的人生。我对于这些透过荒谬的故事而揭示出来的人类生活的悲苦与绝望的作品，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似乎只有写到如此极端的作品，才能使我因经历过深刻的悲苦而布满创伤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总而言之，那时我对人生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悲观的态度。

    《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篇文稿是用浅白的文言写的，因为其中有些我自己的投影，用文言也比用白话多一份安全的距离感。这时我刚刚开始写学术的论说文字，还不是很习惯，虽然是写赏评的文字，还是带着我那种创作的情意来写的，不只是简单地说一个道理，还希望有一些文采和诗意。不像我现在写学术论文，只注重在于说一个道理，把它说明白就好了。那时我在写作风格上很注意文字的美感，也模仿了王国维的风格，王国维的杂文集里写的都是浅白的文言，别具一种风格。有的人以为王国维的散文和梁启超的散文一样，都是由古开今转折时期的作品，都是既保留了古典的传统，又注重实用价值的，近于白话的浅白的文言。这种看法只是说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梁任公的风格是锋锐、奔放、纵横驰骋、开阔发扬；静安先生的风格则是古雅、宁静，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是一种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我对他的这种风格也像对他的诗词一样欣赏，写作的主题又是静安先生自己的词作，所以我在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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