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所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而形势也急转直下，今年四月，自毛文龙起经营了近二十年的皮岛陷落，东江镇总兵沈世魁败走石城岛，副总兵金日观阵亡，辽东局面已无法扭转，与此同时流贼也越加猖獗，张献忠在江北、李自成在川陕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地方，腹心之痛更为深切。皇帝内心赞同杨嗣昌的主张，但与东虏和议、征“剿饷”两件事太敏感，没有内阁的支持，他还不敢决定，正在犹豫之际，卢象升、刘之纶相互攻击的两道奏疏先后到了，皇帝看罢不由得摇头，卢象升太狂妄，归化总兵浑身长刺，连清流也畏惧三分，他还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事端，杨嗣昌也对卢象升极为不满，建议皇帝向内阁摊牌，孰轻孰重须早做决断。于是皇帝移驾左中门召阁臣奏对，除首辅温体仁回避在家，其他四位阁臣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一并到齐，当然也少不了能臣杨嗣昌，皇帝心中早已把他列入内阁。

    内阁会议非常沉闷，杨嗣昌神情激昂、口若悬河，向阁臣大肆推销他的“三大策”，不过阁臣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不会跟着他趟浑水，三缄其口绝不表态。皇帝不耐烦了，眼睛盯住张至发不放，此人与文震孟同时入阁，比其他几位阁臣资格老，温体仁不在，他就是领班阁臣。

    张至发没有野心，能进内阁混一圈就心满意足，夹在皇帝和群臣之间的日子不好过，向来言行谨慎绝不得罪人，文震孟持才自傲入阁一个月就被赶走，他却一干就是三年，让这种人开口表态是很难的，憋了半天才小心翼翼说道：“老臣以为杨大人所言增兵、剿贼极是，但征收‘剿饷’却不妥，崇祯三年征辽饷六百八十万两，民怨沸腾群起而附贼，以致天下大乱，再加征‘剿饷’恐百姓无力承受铤而走险，如此大祸将至矣！”

    “老大人，学生以为我大明田赋三十取其一绝不为高，加征辽饷亩田一分二厘，剿饷也不过亩田派米六合，百姓虽苦但应该能够承受，如依学生之计，剿贼三个月即可大获成功，届时剿饷便可罢黜。”杨嗣昌急忙辩解道。

    “杨大人官宦出身，大概不知民之疾苦吧，如你所言田赋、加派并不重，百姓守着自家田土即可度日，又何须背井离乡自讨苦吃？你口出狂言，三个月剿贼大获成功，若所言不中，敢谢罪天下百姓乎？”贺逢圣耳朵不好使，听身边的黄士俊讲明白后，忍不住怒斥道。

    杨嗣昌的脸立即就红了，他当然知道贺逢圣所指何事，大明的吏治腐败不堪，只要朝廷给个名目，各级官吏就敢层层加码，以十倍、百倍加收，亩田的税赋、加派也许折银不过一、二钱银子，但落在百姓头上三、五两银子也挡不住，朝臣们反对加派不是没有道理的，谁都明白其中的弊端，但谁也无能为力。

    皇帝微微摇头叹息道：“百姓皆乃大明赤子，朕何尝愿意加派‘剿饷’苦天下苍生，朕也不是昏君，登基以来减膳食、停舞乐、罢采办，愿与天下军民同甘共苦，但内忧外患难弭，国用粮饷不足，朕无计可施，诸位爱卿可有良策？”

    阁臣们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孔贞运被皇帝盯得受不了，悄悄冒了句“钱粮不出于民间，就应发于帑藏，也许内帑……”，皇帝的脸色一变，吓得他立即闭上嘴。

    “帑藏确已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月奏夺，如何不见奏来？”皇帝有些气愤，朝臣欠着金花银不给，还理直气壮伸手要钱，内帑那点家底早耗空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破旧的衣角，有些心酸地说道，“去岁谕令勋贵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蠢？朕也与兵部尚书探讨地方存留，除开支官吏师生俸廪外，大多用于宗藩俸禄，其次地方军饷，如今虽有剩余，但已无济于大事，我大明养士三百年，却无慷慨忧国之士哉！”

    阁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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