ǎng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编者注】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系作者为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所作书序的删节稿。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xìng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xìng，再通过ＳＯＲ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廿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xìng或人xìng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xìng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xìng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cāo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cāo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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