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

    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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