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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