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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