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

    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qiāng声。

    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①。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的领导。

    讲武堂的教官和新军的军官有不少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士官生。1905年后，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参加革命组织成为风气，第四期以后各期士官生有很多人随大流地加入同盟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在回国后一般地与同盟会脱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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