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他们中有些在革命后掌握军权的人,成了代表反动势力的军阀。由于他们曾和革命党有过关系,因此他们懂得在革命浪潮起来时要抓住时机。在云南参加起义的军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例如上述率军到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的唐继尧就是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第六期士官生,他在云南起义前是蔡锷的新军第三十七协中的一个营长。
昆明新军的起义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第十九镇镇统(师长)锺麟同抵抗失败,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来被礼送出境。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这时,腾越的政权和昆明的政权形成对立的局面,双方在大理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经过协商,张文光承认昆明的省政权,由昆明方面委派张文光为腾越地区的军政长官。
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学生蔡锷,以为他既夺得云南,就有可能开辟一个立宪派的天下来,他授意蔡锷“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①。蔡锷的军政府虽然在省内并吞了革命派的滇西军政府,在省外还派兵到贵州消灭了那里的革命派势力,又派兵到四川,在川西南扫dàng下层群众的“同志军”的力量,但是梁启超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蔡锷渐渐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①。李、谢二人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时是营长,起义后迅速升任为师长。滇西的张文光因为李、谢二人的排挤,不安于位,在1913年5月自请解职,在他快要离开腾越时,唐继尧、谢汝翼派人把他杀死在澡塘里。这年冬天,蔡锷也被迫离开云南,他只当了两年云南都督,一些新起的封建军阀代替了他的位置。
浙江省也是由革命产生了以立宪派为都督的新政府。革命派的光复会在浙江影响较大,但自经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失败后消沉下来了。1909年后,有些老光复会员又在浙江活动起来,他们除了像过去一样联络会党分子外,又加强了同军界的联系。新军第二十一镇所属第四十一协驻在杭州,在辛亥革命前夕,它的团、营级军官都表示赞成革命。11月4日,即在武昌起义后二十多天,这些军官领导全协士兵发动了起义。浙江巡抚增韫被俘,镇统、协统逃跑。这次起义并不是光复会有组织地准备的,参加起义的军官们也只是看到大势所趋,想从革命中找个人的出路。起义的第二天,就由地方士绅们把当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请来,当了都督,宣告革命的胜利和军政府的成立。
汤寿潜原来是浙江省谘议局的议长,又是正在修建的沪杭甬铁路的总理。他是请愿立宪运动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在一些光复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军官们的会议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和秋瑾合作过的会党头子认为汤寿潜曾赞同杀害秋瑾,不应当推他当都督。一个在起义前夕参加光复会的知识分子坚持推汤寿潜,他说:“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其实是十天引者)即被推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进行”①。这是说,如果浙江由类似焦达峰的人当都督,将难免“再演倒督恶剧”;也就是说,从湖南的立宪派人篡夺革命果实的悲剧所取得的教训,是本来应当把政权jiāo给立宪党人。但是手里没有军权的汤寿潜上台后两个多月就自动辞职了。都督的位置辗转落到了朱瑞的手里。此人在起义前是新军第四十一协的一个标统(团长),他利用参加起义而使自己上升为实力人物。
在浙江省省城起义后,全省十一个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把持各军政分府的,有的是旧军官,如宁波是原第四十一协的协统(旅长),有的是当地的地主绅士,也有原来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会党头头。鲁迅那时正在绍兴,他描写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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