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必然发生，所以他说，“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③。立宪派认为，革命即便一时得到成功，但在外国的军事干涉下，也必然失败，或者是旧政府复辟，或者是中国被瓜分。因此，还是不革命的好。

    为反驳这种说法，革命派指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民报》的一个作者说：“及今之世，而yù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之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④

    革命派没有能力进一步说清楚在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的关系问题，也说不清楚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①推论到中国革命在“中等社会”主持下也就一定能够成功，而且革命将是所谓文明的、有秩序的、建设xìng的，因而同历来的农民革命不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以为，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且由于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此不会发生列强的武装干涉。虽然他们的有些文章敢于说，即便来了武装干涉，中国也将能够依靠人多地广而进行坚决的抵抗，但他们毕竟把主要的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而且他们看不到，除了武装干涉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破坏中国革命。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比起那种因为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而要他们放弃革命的立宪派，他们的主张革命的立论是光采得多的。

    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中又说，他只反对暴力革命，并不反对革命，而且认定“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段”，也只有他，才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政治革命。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②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那才是正当的要求。他想使人相信，通过“正当的要求”，就能达到立宪的目的，他把这称为政治革命。前文已经说过，一九○七年梁启超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梁启超这种跪着“革命”，要求君主立宪的主张，当然遭到革命派的嘲骂和驳斥。《民报》的汪精卫指出，向清朝政府要求，是达不到人民的目的的。“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①但是汪精卫不是从清朝政府的阶级xìng质来说明革命的必要xìng，而是说，因为这是个“满洲政府”，所以采取劝告要求的方法是无益而有害的。他又说：“使今日之政府，非异族政府，则劝告要求，亦未始非一种之方法。”②这里又表现了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动摇xìng。

    这场论战还涉及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立宪派特别仇恨革命派提出的社会革命和平均地权的主张。梁启超说，革命派以为土地国有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因为“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现在还要“奖励资本家”，所以谈不到社会主义③。当梁启超发这样的议论的时候，虽然好像他对社会主义的知识还比革命派准确一些，但是他并不能因此而在这问题的辩论中占上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其实是在反对社会革命的旗帜下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是害怕反封建的斗争会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梁启超指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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