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虽人数众多，却没有如太平军一般，形成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捻军中有白莲教成员c私盐贩子和1860年后匪帮为对抗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军组成的临时联盟。太平军余部的加入虽然并未改变捻军反叛的性质，却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1865年，捻军在山东西部击败并灭杀了僧格林沁。这场胜利无疑向清廷敲响了警钟。原本，朝廷打算在南京陷落后，便解散曾国藩的非正规军。如今，放眼整个帝国，湘军却成了少数能打败捻军的军队之一。

    曾国藩把平定湖南的一些方法，也用在了对付捻军叛乱上。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鼓励士绅返回家乡，恢复当地秩序。湘军所到之处，都会重新改组c建立保甲连坐制度，扶植村长与耆老的权威。救济署和保甲联防的民团也被组建起来。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孤立乡下的村庄，努力切断叛军与其农民支持者之间的联系150。“划河圈地”政策通过建堤筑坝来封锁焦土地区，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能获得的供给。但捻军人数众多，轻易无法控制。曾国藩的军队在这处扎营，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另一处。而且，曾国藩发现，他若长时间离开江南一带，就会直接危害到他对那里税收资源的控制。要知道，这些税收可是湘军的财政基础。此外，私人厘金署也脱离了曾国藩幕府的控制。湖南c江苏和安徽的其他省级要员亦把税收转入各自的军库。1867年，消灭捻军的任务完成后，军费日益减少的曾国藩欣然接受调命，离开了淮河盆地。被他提拔为将领的李鸿章成了他的接班人。军事地方主义在李鸿章的推进下，向20世纪的军阀主义又迈进了几步。

    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是著名政治家——安徽文人李文安之子。李文安曾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后，便被父亲送到北京，师从曾国藩。李考中进士，随后入选翰林院的事让曾国藩欣喜不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先是随父亲返回家乡办理团练，接着成了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僚。随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尽管与曾国藩私交甚笃，李鸿章却很难适应幕僚的角色。他为人倔强c固执己见，自己的建议被忽视后，很快便辞职以示抗议。虽然抵不过随后的一再相邀回到幕府中，李鸿章却渴望有朝一日能发号施令，而非仅仅提出建议。1861年，李秀成在江西的太平军威胁到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曾国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鸿章谋得了江苏巡抚一职，以回应接到的军事援助请求。对李鸿章来说，这一职位终于让他有机会筹建属于自己的淮军。

    淮军（得名于安徽最主要的一条河流）由七万名训练有素c饷银优厚的团勇组成。和湘军一样，这支军队也由一个私人幕府来打点各项事务。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财政基础。正如我们所见，李鸿章将突破曾国藩仅靠厘金税的做法，从上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新的税收来源。

    上海与关税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买办c福建船商和宁波钱庄老板们都在这座城市开设分号，很快便与西方商人发展出共同的商业利益。1853年9月，小刀会151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扰乱了国际贸易后，中西商界便开始在城市防御中携手合作。随着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同盟，江南的士绅们从不断侵占长江下游城市，直逼上海的太平军势力范围，逃到了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护这一贸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园的士绅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佣军，抗击起义军。因此，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筹募资金，招募外国雇佣兵，组建了一支名为“常胜军”的私人武装。虽然这支军队有“常胜”之名和被上海新闻界夸大的功绩，其实它却并未常胜，也未对清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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