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随后的指挥官是“中国戈登”少校（后来，这位英国军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的确在李鸿章率领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常胜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西当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的象征。到1860年春，对于中国内战，外国势力公开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英法领事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定会出兵对抗叛军。《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势力更明显地支持清政府。英国人更是坚定地认为，是时候维护这个在《天津条约》中给予他们诸多特权的统治王朝了。而且，他们也害怕一个长久分裂的中国会“在海上造成新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是指俄国的干预，导致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52到1861年12月，太平军洗劫了通商口岸宁波后，英国外交官便坚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第二年春天，他们公开承诺支持清政府。

    帝国海关税务司这个组织体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势力间正式的外交合作。1853年至1854年间，外国领事暂时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关税。最后，中国海关便充斥着一群以海关官员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命的专业外国官员。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统治下，海关税务司终于成为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该机构征收到的税款不仅记录分明，还不会像大多数其他政府收入一样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情况就变了。当时，上海的税收仍会送往苏松太道吴熙手中，由他支付清军在江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关税，都被吴熙及其同僚侵吞了。

    很快，李鸿章便意识到这项税收能让自己的淮军实现财政独立。他假意与吴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人安插进上海的基层官僚机构，并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门，以分担道台的部分财政职责。直到确认取代之事万无一失，李鸿章才突然发难，指控吴熙出于自身军事目的，贪污挪用上海关税。

    乍一看，上海关税与厘金并无多大区别，都是针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的税款。但从短期看来，它们至少有一个明显且极为重要的不同之处。厘金是针对一大片地区收取的一系列小额税收。为了防止收税人即刻侵吞厘金，曾国藩必须维持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权。官员一旦如曾国藩一般，被调往别处担任巡抚或总督，就很难在远处继续控制这种税收。上海关税则是针对一个地方收取的一大笔款项。只要让一两个最信得过的门生负责税收事宜，即便李鸿章离开上海，短期内也能继续维持这项收入。

    不过，从长远来看，他的财政安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赖北京的支持。两种税收间还有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明显的重大不同之处。对额外税收而言，征收厘金是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因为税务员有很多机会私自扣下部分税金。但准确地说，厘金的征收不仅很难集中在一个地方政府的监管下，也可以轻易违抗北京的征税命令。尽管后来清廷将厘金收归国有，地方巡抚依然在不知会户部的情况下，继续收取过境税。虽然总的来说，朝廷失去了一大笔税收收入，但对单个地方行政机构而言，却没有哪个获得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晚清时期，厘金虽然为地方军事领袖提供了一个财政独立的方法，却无法保证给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军事系统。

    相较之下，上海关税能提供给李鸿章的经济助力，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巡抚。然而，因为关税是由海关税务司的外国官员征收，所以无法瞒过北京当局。因此，李鸿章虽然一早就征用了这笔款项，之后还是得不断征求朝廷的同意，才能继续动用这些资金。当时，对抗太平天国给了他挪用税款的正当借口。南京陷落后，捻军叛乱又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不过，李鸿章通过争辩他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官员的更重要，得以宣称自己在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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