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们解读为一种士绅地方自治主义。该目标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提倡“地方自治”，意在由下而上，从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地方自治运动还把城市士绅与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联系了起来。联合后的两个阶级构成了各省主张变法的精英分子，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从太平天国时期便开始捍卫自己地位的乡村经理人，此刻却不再需要他们的城市庇护人。随着城市与内地的集镇和村庄渐渐分离，农村的税收和租赁费完全掌握在了地主和下层士绅们手中，以致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直接向农民征税。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所有最新的土地记录都掌握在前乡村经理人手中，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员只能被迫接受比以往更极端的包税形式。

    从团练领袖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政府领袖，继而成为20世纪“土豪劣绅”的士绅们，从三方面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架构。首先，上层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纽带被切断。上层士绅们舍弃中央政府，转而与商人和军阀结盟。146其次，地方正式官员与世家豪族之间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后者的喜好，乡村管理权落入无政治责任感的地主手中。最后，税收和租金难以区分，致使农民将现存政治秩序等同于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专制。随着维护公共福利渐渐与维持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曾缓和了阶级矛盾的“感情”（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被地主武装（这种武装被委婉地称为“民团”）和农民革命联盟取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者，最终将发起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

    地方军队的形成

    地方军队的形成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这第二阶段的发展形式有些不同，却也对摧毁传统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一定助力。20世纪30年代“土豪劣绅”的先驱是下层士绅团练经纪人，上层团练的帮办大臣则是20世纪中国军阀的先驱，便是明证。当然，把诸如曾国藩（1811年—1872年）之类遵循儒家道德观的政治家，视为孙传芳（1885年—1935年）之类寡廉鲜耻的现代军阀的直系先辈，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让他们并肩而立，面带沉思之色，一身飘逸官袍的曾国藩，与脚踏皮靴c穿着卡其布军装，一身粗鄙之气的孙传芳，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然而，通过曲折的政治历程，启动地方军事化进程的人，却是曾国藩。最终，这一行为不仅带来了一股摧毁清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还激励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宣言。

    1852年下半年，任命团练大臣的咸丰皇帝显然没有料到上述结果。然而，他的决定却最终打破了旧时官僚系统中的满汉平衡。147高层官员中根据个人忠诚横向结盟的方式，取代了中央纵向任命的方式。此外，各地的民政c军事和财政大权都归当地总督所有的做法，也是折中处理康熙皇帝“制约与平衡政策”的结果。然而，因为被选定的团练大臣并不打算用地方军队取代各省的正规驻军，所以皇帝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到后来的那些发展。当然，他们应该调动士绅领导的团练，让他们结成简单的特别联盟，为地方防御通力合作，抵御叛军。

    然而，因丁忧返回湖南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对自己团练大臣的身份，却有极为不同的理解。

    曾国藩以明朝将军戚继光为榜样，很快便向朝廷表明他宁愿招募和训练一支规模大得多，可以在某一时期背井离乡，奔赴战场数年的“湘勇军”，也不愿进行旨在为现存帝国军队储备后备军的团练。这支根据湖南最主要的河流命名为“湘军”的队伍，是依靠华中掌握着非正式权力的士绅关系网组建起来的。被广泛尊为儒家道德典范的曾国藩认定，中国的士大夫精英必须奋起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太平天国的“圣像破坏”理论。位高权重的大臣中，曾国藩最坚信攻击社会基础（家庭和财产），试图用古怪的基督教信条取代传统经典的太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