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到20世纪20年代，乡村事务已完全把持在难以驾驭的地主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则演变成了辛亥革命后摧毁政治体系的现代军阀。这两种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都值得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中详细分析。

    地方军事化和士绅经理人

    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让新的司法权和财政权都落入了地方士绅手中。为了立刻行使惩处叛徒的权力，民兵首领们往往会判处俘虏死刑，并亲自行刑。他们也会设立税务局，随意强征税收，筹集军费。战争年代一旦结束，通常就会禁止士绅们再继续享受这些代表地方特权的官僚职能。但要让地方名流放弃篡权并不容易，而且，政府也软弱得无法收回这些权力。此外，团练倾向于将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联合起来，赋予他们共同利益，消除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一个世纪前，雍正皇帝就有效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政治分歧。要想恢复乡村的法律与秩序，就得管理好基层税收c饥荒赈济c租金管制和军需仓库等相关机构。此时的上层士绅要想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就得依赖下层士绅。因此，他们之间的这场新联盟是极难打破的。

    随着士绅的非正式权力在地方政府中被纳入体制，他们的私人经济行为也开始和公家部门的职掌结合在一起。例如，江苏富裕的地主便让租栈替他们收税。这些租栈的财产经理（通常为下层士绅）与胥吏和未当差的捕快通力合作，逮捕抗租的佃农。无须再承担收税职责的上层士绅得以离开乡村，迁入城市，靠租金生活。另一方面，下层士绅经理人管理的乡村机构越来越多，靠惯常的“蝗虫税”大发横财。19世纪70年代，华南每亩耕地的“蝗虫税”最高可收取二点七两。

    太平天国期间，因为清政府决定卖出上万个政府职位，所以这一管理阶层的人数也明显增加。结果，正式与非正式的士绅比例便发生了变化。即便在高层官员中，二者也是平分秋色。（见表9一1c9一2）

    表9一1太平天国运动前

    表9一2太平天国运动后

    士大夫阶层的扩大消除了一些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给乡村经济造成了更大压力。到19世纪晚期，平均每个县都有1000名士绅，其中参与管理工作或享受税收豁免权的将近400人。从全国范围来看，士绅们每年征收的税银将近800万两银子，远远超过其应尽职责。看来，仿佛雍正皇帝担心的一切都已应验。乡村正逐渐脱离常规官僚机构的控制，落入搜刮农民c榨取国家税收的下层士绅手中。雪上加霜的是，这些下层士绅通过一张复杂的团练和租金机构关系网，与住在城市里的上层士绅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庇护下，不受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控制。

    例如，在苏州，曾经的翰林院编修冯桂芬的门徒中，就有大批下层士绅经理人。其中有一些，最初还是太平天国的包税人。1853年，迫切要求建立苏州团练的就是冯桂芬。后来，他成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幕僚。此外，冯桂芬就士绅如何巩固自己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佐证也广为流传。冯桂芬援引著名经世学家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尽管有“回避制度”，地方士绅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非正式角色，也应该得到官方承认。冯桂芬相信，因为政府无法调动百姓，所以帝国才阻止不了西方帝国主义。反过来，这种情况也是让衙役和县丞掌握乡村行政权的结果。这两种人对经济发展c社会福利或在某处建立高效政府并无兴趣。但若由本县居民（尤其是士绅阶层）承担上述事务，那他们对乡里的关怀之情和本身投入的热情，就会大大提高当地政府的素质，从而惠及整个国家。

    冯桂芬死后，他的著作于1885年面世。这些书深刻影响了世纪之交，将西方军事力量归因于立宪政府的变法维新人士。西方的代议民主政治理论被经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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