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抵达南京后，满洲人耆英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为大清主持谈判。因此，不仅部分《南京条约》出自耆英之手，随后六年的外交政策也主要是他的杰作。在璞鼎查看来，文雅而敏锐的耆英是个典型的清朝官吏。因此，璞鼎查把耆英的这种礼貌，视为中国愿意继续合作的承诺。当然，璞鼎查不知道，耆英的很多满洲人同僚都认为他对夷人过于礼貌，或许已经沦为替英国牟利的工具。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保守派的怒火波及，耆英甚至向道光皇帝上书解释，说尽管十分厌恶夷人的形貌举止，但他还是愿意担起与他们打交道的责任。一方面，英国要求中国执行和平协议的条约和精神；另一方面，朝中的保守派认为耆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太多利益。多亏有其他高官（如大学士穆彰阿）支持，耆英才得以谨慎地在二者间迂回前行。

    之后的两年里，耆英灵活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然后，双方的态度都逐渐强硬起来。璞鼎查被更激进的德庇时爵士取代。后者相信，除非西方人坚定地贯彻所有新获权利，否则中国就可能退回朝贡外交。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憎恶和恐惧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点在广州尤为明显。在那里，因鸦片战争集结起的农民民兵，从未真正解散。士绅领袖们依然相信，朝廷若没有轻易在南京屈服，民众是可以将英国人赶回大海的。认为大清卖国的抱怨让道光尤为敏感。因此，他鼓励耆英拒绝英国人想居住在广州的要求。1848年，随着民众对外国人的敌意越来越浓，几个在广州附近乡村野餐的外国人被村民击杀。为了安抚德庇时，耆英立刻处决了凶手。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认为，这位夷人管理者如此退让，已经令大清统治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于是，他立刻罢免了耆英，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激进得多的徐广缙漠视英国人的威胁，继续驳回他们入城的请求。事实上，他傲慢的举止让中国通们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海关监督。于是，外国人和北京之间再次出现一个充满敌意的隔膜。由此，英国人开始估量，或许另一场对华的短期战争带来的短期利益，才能弥补英国在双方敌对期间暂时失去的利润。在诸如文翰和包令爵士之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似乎并未对中华帝国官员们的行为产生长远影响。

    鸦片战争的社会影响

    不过，这场战争的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在中国东南部引起一波又一波骚乱。即便和平协议签订后，这些骚乱都还在进一步扩大。19世纪40年代中期，三合会广收信徒。同时，英国海军迫使海盗离开沿海，顺着河流往上，进入广东和广西的高地。由此，海盗们定期南下，突袭珠江三角洲的富庶村庄。之前的民兵保留武器，变成了职业盗匪。家族纷争不断，不同方言群体也开始发动两败俱伤的战争。在广州，因为《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广州的很多贸易都被迫北迁。因此，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让广州的犯罪率也节节攀升。内地也受到影响。曾经装运茶叶和丝绸，南下穿越江西或福建群山的无数船工和苦力，也发现自己因此而失业了。

    在南方，所有这些社会病态现象，都伴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广东人曾目睹英国的“复仇女神号”炮舰控制中国水道，从各处击沉中国军舰。他们知道英国的武器能如何有效地打击帝国军队。虽然大多数人都痛恨西方，但还是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促使国人思考新的对外政策。

    受西方影响的群体，也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北方移民——被广东本地人视为少数民族的客家人。这群性情骄傲c野心勃勃的人颇有文化，好些人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和独特风俗。客家女性比当地女性独立得多，她们不仅从不裹脚c反对一夫多妻，还会与丈夫一起到田间劳作，从而使客家人在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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