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鬼们遁入梦幻般的毒瘾中，或许是为了逃避乾隆晚期的社会压力吧。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所以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带来供应量的增加。

    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意识到鸦片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畅销后，决定于1773年在孟加拉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站。后来，印度巴特那出产的鸦片，品质居世界之冠。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佃农种植罂粟，并将产出的原糖卖给公司位于加尔各答之外的精炼厂。广东市场对鸦片的需求增加后，此处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不过，因为中国政府于1796年重申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东印度公司不敢再将精制的鸦片直接出口到中国，而是专卖给在广州做药品生意的代理行，利用他们的销售渠道为公司积累茶叶贸易所需的资金。

    19世纪早期，鸦片在广州的销售经历了三次戏剧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降低巴特那鸦片售价之时。第二次是1830年，东印度公司允许西印度私自种植的马尔瓦鸦片在支付了一定附加费后，便可以进入中国。最后一次也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该年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因此私人投资激增。第二年，倾销到广州的鸦片从一万六千箱110，激增至两万七千箱，让贩卖鸦片的英国人c印度祅教徒和美国人赚了一千七百万银圆111。起初仅作为印度棉花补充商品的鸦片，如今已成为港脚贸易的主要产品。的确，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鸦片几乎已成为所有对中贸易的基础。对鸦片如此大的需求量，让银圆开始流出中国。例如，19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良好，流入帝国的银圆高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19世纪30年代，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用于支付该毒品的白银流出中国。

    这些数据或许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较之日常贸易，它们似乎还是要温和许多。平日里那些从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疾驰而来，经过专门建造，荷枪实弹的代理行船只，以及在珠江口，经过加固的商船把鸦片转运到凶悍的疍家海盗驾驶的“快蟹”船和“扒龙”船上时，都可能发生流血的暴力事件。这些海盗会在上游卸货点贿赂或恐吓巡逻的官兵，迫使对方同意他们卸下货物，并批发给鸦片窟的老板。到1835年，一个庞大的非法分销网络将来自加尔各答的鸦片沿中国的河运网，输入到北部平原腹地。

    利润暴涨的同时，西方的商人们对这种毒品交易的确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也在国内舆论面前颇为窘迫。待在广州的传教士们记述了瘦弱的瘾君子c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鸦片过度而丧命的人数。但在英国，还是有无数方式为该贸易辩解。辩解者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毒品贩子应受的谴责，不该比杜松子酒商人多。他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中国人本来就渴望的商品。他们掩盖了自己自由供应毒品，鼓励他人吸食上瘾的事实，反而坚称中国人要是真的不希望这些鸦片在其港口销售，就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鸦片进口。此外，为顺利卸货而贿赂中国海上巡警的做法，也让官员腐败成了他们不断向中原输入印度鸦片的借口。对此，英国政府继续持支持态度。因为用鸦片利润购买的茶叶，不仅能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室的税收。这一税收占英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这样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顾虑很容易便打消了。

    如此庞大的毒品交易量，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这些夷狄的偏见。鸦片波及的范围着实令人震惊。尽管无法知道确切的烟民数量，但1820年，仅苏州就有十万名瘾君子。112不论真实的数据是多少，当时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恶习。城市中，到处都是有钱有闲的烟民：下层士绅c衙门胥吏，甚至包括公门捕快和士兵。中国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商业往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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