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7因此，他们便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8

    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贷款。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1876至1879年间，山西省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续送达。在1877至1878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11。随后，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9

    遭遇如此自然灾害时，华北的农民也跟这股自然之力一样，迅速席卷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平原。叛乱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一大群惯匪，但逃避旱灾c洪灾或税吏的难民，和其他土匪的加入，则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若用地形学术语讨论这些社会运动，那便可以说：华北的叛乱已如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

    华南的人文地理

    华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长江以南高山与河谷交错分布，人口分布不均。集贸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