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为营，严防死守，只怕是硬闯过去占不到什么便宜。熊廷弼在辽东主政一年，孙承宗在辽西主政三年，努尔哈赤几乎没有任何妄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倒不是因为努尔哈赤担心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不如辽西的明军，而是由这个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性质决定的。后金政权是一个军事奴隶主政权，武装力量是其政权的核心和支柱，其武装力量的作用不是用来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对内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对外用以进行抢掠以改善生活的。这支武装力量对外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抢掠，这和皇太极时代带有开疆拓土意味的作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国家战略是开疆拓土，那么相应的军事上的战略应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占据敌人的领土；而国家战略如果是仅仅抢掠，那么就必须要讲求性价比。在熊廷弼和孙承宗主政的时期，不是说努尔哈赤等奴隶主贵族预判后金部队的作战一定会失败或者抢不到东西，而是因为他们预判：明军组织有序、防备严密，这么去抢的话，费效比不高，抢到的东西不会太多，相对的损失就可能会显得很大。

    三、

    然而，高第的上台给了逆境中的后金政权以难得的机会，这么说似乎高第的责任很大。或者换个说法高第的责任会显得小一些——由于孙承宗和高第之间工作的交接，以及明朝统治整体的腐化，给了后金政权以朝思暮想的机会。在明末，一个事情怎么一个说法，怎么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相关官员政绩。于是乎，有功劳拼命的抢，有问题拼命的推，就是没有人想担责任，没有人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把一个花花锦绣世界吵了个一干二净。如此看来，像袁崇焕、毛文龙这样的官员，着实是明末的异类，如果能有张居正那样愿意使用循吏而不是清流的执政大臣掌控大局，未必不能像戚继光、李成梁那样做出一番事业。

    天启五年十月五日，阉党内阁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同月十五日，批准孙承宗回籍养病。高第接任辽东经略后，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从锦州、右屯诸城撤防，这些地方只供哨探过往休息的场所，原驻防将士都撤到山海关。

    孙承宗在山海关督师四年，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开拓疆土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可以说是井然有序。然而，高第到任后立即下达了从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诸城撤退的命令。无论如何显得太仓促了一些。

    其实，撤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张书记来了挖，李书记来了填，刘书记来了又挖又填。在人治的时代，主政的官员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十分正常的，甚至有些官员是在用行动特意彰显自己与前任的不同。但是在大明这颗腐烂的大树上，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就轻率行事，那么任何奇葩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高第大概以为一纸命令就可以如臂指使，运动自如，实在有点书生意气。最终，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最终被搞得混乱不堪，更像是一次大败退。据史料记载，这次撤退行动“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其执行的整个过程极其混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次撤退的一个结果是至少有大约万石的粮食被遗落在右屯卫。在这件事情上，抛开对个人品质的认识，以及对孙承宗、袁崇焕和高第作为谁对谁错的判断。王进贤不想评判，也不关心，这是一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当然，袁崇焕之后守住了宁远城，屏障了山海，为自己的说法赢得了一个最好的辩护，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为自己在争论的天平上加了一颗重重的砝码，这是高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可以说尽落下风。真正让王进贤感到痛心不已的是，在与后金的对抗中，经济战的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