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来同样可以有模有样。可惜，在历史上为人所知的往往都是恶宦。能君使能宦，能宦往往只有在能君执政时才一展身手，而能君是决不允许一个太监掌控大权的，能宦往往被能君的光芒所掩盖；而名宦往往伴随着“昏君”，与“昏君”臭味相投，往往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三、

    魏忠贤恰恰是这么一个即不是正人君子、又缺乏行政能力的文盲。如果说魏忠贤不干事、或者说坏事做尽，那确实冤枉他了。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一方面魏忠贤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有着维护皇权的责任。对此，魏忠贤还是颇为卖力的。比如，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当时已经贵为“九千岁”的魏忠贤居然亲自跑去救火，十分卖力。在此事中，魏忠贤固然显示了勇气和责任感，但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掌权者，他的表现更像一个尖兵、一个勇将、一个榜样，顶多像一个救火队的队长，一个小队级别的决策者、组织者，而非一个统领天下的领袖；又比如，万历时期政治荒怠，没人管事，不但外庭如此，宫廷中也相当萧条，许多处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也早淤塞枯涸，成了一串断断续续的死水坑。魏忠贤在宫中树立权威以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了全面修整，使得断壁残垣面貌一新，内金水河也疏浚得流清水畅。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进行过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革，譬如取消后宫各长街上的路灯等等。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都成为内外臣工们颂扬魏忠贤的重要依据。然而，这都是些小事情，是魏忠贤目力所及之处，是他处理能力之内的事情。一旦真的摊上了国家大事，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个伙食管理员出身的国家总理，不免显示出其能力上的低下和性格上的偏狭。比如，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的解决办法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按照明朝宫中旧制，凡内官中资深位崇者，皇帝可以加恩允许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那些有骑马特权的人每逢年节必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那些受到“恩宠”的太监们叫苦不迭，进马多以老病充数，根本无法作为战马使用。待送到辽东，更是“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肉者比比也。”在这幕喜剧中，魏忠贤表现出来的多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雄才大略。

    国家战事连绵不断、魏忠贤及其狐朋狗友贪得无厌、皇家脸面所需的亭台楼阁及莺歌燕舞，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财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缺口。虽然同是擅权者，但是魏忠贤不是张居正，他根本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魏忠贤与皇权结合的结果是：政府采用了杀鸡取卵的方式搜刮民间的财富。在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财富是农业，因此，魏忠贤的手首先伸到了农业上。在加派一事上，魏忠贤同样展现出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在魏忠贤秉政时期，还真的没有什么新的正规的加派，看起来比起万历和崇祯都强上不少，但是正规加派之外的花样却不少。

    魏忠贤时期最主要的加派项目是提解“税差羡余”。所谓“羡余”是地方政府在正项税差钱粮之外增加的部分，名义上是为了补充征收转运时造成的损失，实际则主要用于中饱各级官吏的私囊。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讲，数额颇为可观的税差羡余是一笔非常重要的半合法收入。但天启六年，根据工部侍郎孙杰的建议，魏忠贤政府决定“税差羡余亦照正额之数，每两解一钱。”这个决定说明魏忠贤非常清楚官场的黑幕，把官员们的小金库加以没收，即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又不给农民添麻烦，岂不是一举两得。然而，各级官吏当然不可能把历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羡余交给国库，因此所谓的提解羡余，实际上等于在全国普遍增加10％的税收。这项加派每年大约给国库增加近150万两的收入。到了天启末年的额外税收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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