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工业的发展，王进贤对登莱地区的农业开始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农业承办责任制、包产到户。

    工业项目的利润远超农业，17世纪的中国依靠在陶瓷和纺织上的工业能力富甲天下。而王进贤此时依靠军火、玻璃、座钟等项目，也是财源广进，用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改革成本。和王进贤合作的登莱地区士绅地主们同样挣了个盘满钵满，那么他们在乡下的那点土地农业，所占财富产出比就几乎不值一提了。即使没有王进贤的出现，登莱地区的地主也早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他们合族在城市买房落脚，而在乡下的土地则由奴仆去经营。更不要说江南、福建等富裕地区了，城市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地主贵族别无二致。也就是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主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财主了，很多都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他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是货币化的财富——直接收取银两，或者将粮食变卖成为白银等一般等价物，而不再在手中保留实物形态的粮食。而王进贤的出现，将他们的胃口变得更大了，对于他们来讲，农业的收益简直不值一提，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一种负担。因为按照朝廷的思维，农业是国家的主要财赋来源，是各种加派几乎唯一的着力点，朝廷的各种机构与政策同样是围绕征收农业税而设立的。因此在晚明，拥有土地，往往意味着需要承担大量的赋税。到了魏忠贤执政时期，经过多年的加派，以及搜刮、带征等政策出台，没有点大的背景免税，土地的收益基本是负的。而搞工业项目的盈利虽高，但是前期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缺口的压力日甚一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本代替了土地成为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达地区，其重要性一举超过农田。而农业则日益成为保障社会运行的一种基础产业。

    因此，当王进贤提出赎买他们在乡下的土地时，他们甚至有一种欣喜的感觉，没有经过过多的讨论，就获得了他们的同意。当然，通过这种方式，王进贤并不能获得登莱地区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国的乡村情况十分复杂，仅靠这种方式只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土地。王进贤把这些土地租给无地农民耕种，土地承包，包产到户，以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粪肥、购销等方面希望能够用工业化的方法尽量降低成本，提高产出。

    二、

    在政治上，王进贤在山东省各地都成立了乡贤议事会，作为乡绅地主辅助政府行政的非权力性机构。经过一年的运转，登莱地区已有的乡贤议事会的工作有模有样，地方士绅借助这个机构正式参与到地方行政管理之中，从幕后走到台前，参与政治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乡贤议事会在地方上口碑极佳。

    王进贤本来打算让改革加速，让乡贤议事会拥有真正的权力，比如立法权、监督权等等，但是思虑再三，王进贤还是打算暂时缓一缓。如今，各地的乡贤议事会对于太监在地方的横行不法颇有微词，若不是强大而可怖的东厂和锦衣卫的威胁，各地乡绅和地方上口衔天命的太监们必然要发生直接对抗。如果要赋予乡贤议事会以真正权力，只怕他们真的会利用这个权力去约束太监们的不法行为，那么引起地方的混乱，王进贤可就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了。如今，他们再怎么闹也是民间行为。要真是两个权力机构的对抗，王进贤还真是左右为难。

    魏忠贤执政时期，是大明自朱元璋立国以来，逐渐松弛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次强化。魏忠贤及其宦官系统代表的是皇权，擅的是皇帝的权，并通过大大小小的中官将最高权力渗透到帝国的方方面面。即使有权如魏忠贤者，权倾朝野，可是等到崇祯皇帝孤身一人进宫，轻而易举的就将之打翻在地。太监治国，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其实，太监中也不乏佼佼者，甚至文武全才，治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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